自李飞数贤多以粉黛为乐天之罪，殊不谓三百五篇多乎女子，盖在所指说如何耳。至如《长恨歌》云：“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此刺以男女不常，阴阳失伦。其意险而奇，其文平而易。所谓言之者无罪，闻之者足以自戒哉![5]85

　　可见在晚唐时期像李戡那样斥责白诗为“淫言媟语”遗憾“不得用法以治之”[6]137的人还不少，黄滔为白居易翻案，则反映了晚唐人以儒家政治伦理的态度来批评《长恨歌》，总是以刺时规讽来要求作家的。

　　宋人在这方面比晚唐有过之而无不及。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连昌宫词》云：

　　《连昌宫词》、《长恨歌》皆脍炙人口，使读之者情性荡摇，如身生其时，亲见其事，殆未易以优劣论也。然《长恨歌》不过述明皇追怆贵妃始末，无他激扬，不若《连昌词》有监戒规讽之意。[7]198

　　虽然认为其缺乏“监戒规讽”的社会政治作用，但肯定了诗歌的艺术性。而车若水《脚气集》则云：

　　唐明皇天宝之事，诗人极其形容，如《长恨歌》全是调笑君父，无悲哀恻怛之意。《连昌宫词》差胜。[8]508

　　张邦基《墨庄漫录》卷六亦云：

　　白乐天作《长恨歌》，元微之作《连昌宫词》，皆纪明皇时事也。予以谓微之之作过乐天，白之歌止于荒淫之语，终篇无所规正。元之词乃微而显，其荒纵之意皆可考，卒章乃不忘箴讽，为优也。[9]177

　　三人皆以《长恨歌》与《连昌宫词》相互比较，认为白诗全无讽喻，甚至“止于荒淫”，真是横加指责了。至于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一直斥为“无礼于其君者”、“《长恨歌》在乐天诗中为最下”，更是从内容到艺术加以彻底的否定。虽有田锡在《咸平集》卷二《贻陈季和书中鸣其不平：“乐天有《长恨歌》《霓裳曲》五十《讽谏》，出人意表。大儒端士，谁敢非之!”[10]1085但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