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玄宗真的开明就不会计较李白的“云想衣裳花想容”；假如唐朝真的开明，白居易就不会隐讳自己对杨玉环的倾慕。相对而言，当时的商人倒是一个开明的阶层，比如茶商就不顾忌琵琶女的身世，白居易也不避嫌这位茶商。

　　古典文学研究学者汪宏华近日解读唐诗《长恨歌》密码，他认为该诗后半部分造访仙界杨贵妃的不是唐玄宗延请的方士，而是作者白居易派出的意念使者。白居易以自身假扮唐玄宗，以感悟之道充当仙道。此时杨贵妃已复还道姑的清纯本色，与这位同样完美的诗王灵犀相通，顿生爱慕。《琵琶行》与《长恨歌》是贵贱对应的姊妹篇，擅弹霓裳曲的琵琶女犹如擅跳霓裳舞的杨玉环转世。两次爱情的发生机制亦同：从远离声色到明心见性；从艺术共鸣（诗与舞、诗与琴）到两情相悦；从灵肉合一到地久天长。汪宏华认为作者对两位女子的眷恋是虚构之文学，真实用意在于情感救人、思想救国。原文如下：

　　《长恨歌》最长的恨是什么？不是唐玄宗的失偶之恨，不是杨玉环的倾国之恨，是一千多年来不被读者理解的恨。或许是不甘心作品被长期误解，十年后白居易又写下了姊妹诗《琵琶行》，与之形成贵贱对比、明暗呼应。但此恨似乎注定绵绵不绝，至今未觅知音。现在，我愿斗胆尝试破解白居易密码，引领世人跳出彼迷人圈子。

一、唐明皇为极邪，白居易与杨贵妃、琵琶女为正邪同赋

　　中国古代流传一种“气性论”，认为仁者赋正气，恶者赋邪气，中间是占绝大多数的正邪混合者。但正邪比例五五对开的人还是极少（本文称之为正邪同赋），他们的行止大都奇异乖僻，发达时不愿做主子，要做情痴情种；贫寒时不愿做奴仆，要做奇优名倡；小康时也不本分，要做逸士高人。这些人内心往往矛盾纠结，最终不是忧郁而亡就是折腾而死。所谓正不容邪，邪复妒正，必至搏击掀发后始尽。

　　很明显，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唐明皇、杨贵妃属于正邪同赋，身在皇家宁为情痴。《琵琶行》中的琵琶女亦然，贫寒时为艺伎名倡，老大嫁作商人妇后成了清高逸士，所以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我们还可以看出，白居易本人也是正邪同赋的，仕途亨达期，意气风发为帝妃写下了《长恨歌》，时年35岁，任职于长安附近的周至县县尉，之后进京历任左拾遗、左赞善大夫等；44岁被贬江州后，又泪眼婆娑为艺伎写下《琵琶行》。

　　然而，现实中白居易的性情达观平和，字乐天，号香山居士，最终更是获得了高产高寿和高誉。这又该作何解释呢？原因是正邪同赋之人还有内在差异，唐明皇实为假“正邪同赋”；杨贵妃、琵琶女是真“正邪同赋”，但正的一面被声色暂时蒙蔽；作者本人则是圆融的“正邪同赋”，他的极贵极贱都限于文学上的体验，现实仕途的起落并不大。正邪协调统一让他超越了搏击掀发的悲剧宿命。这里也反映白居易的人性观是善恶混的，人的本性即正邪两赋。

　　此前，学界认为《长恨歌》中的唐玄宗具有清浊双重性，既是一个重色轻国的坏皇帝，又是一个有爱欲有苦恼有缺点的人情味十足的痴皇帝，所以作者会从皇宫到仙境，从现实到浪漫，从肉欲到誓言，对他进行层层递进、先贬后褒的刻画。实际这是天大的误解！

　　一、道义上，李隆基是一位荒淫误国、罪责深重的帝王，历史不会饶恕，白居易也只想将他钉死在耻辱柱上，所以开篇就大书特书其骄奢淫逸、虚伪善变、祸国殃民，不留丝毫回旋的余地。安史之乱后，仍旧不甘寂寞，不知悔改，成天与方士混在一起，装神弄鬼，劳民伤财。

　　二、气性上，尽管李隆基懂一点歌舞艺术，但始终只认识到了其声色的一面，娱耳目，助酒兴，不曾触及精神实质；尽管他对贵妃表现出痴情专一，但迷恋的是她的绝代美貌和舞姿，整个过程如同《琵琶女》中的五陵年少一样是始乱终弃。他的嫁祸偷生——“君王掩面救不得”——的做法，甚至比恩客们的“门前冷落”更恶劣。贵妃死后，也仍只念她的芙蓉面与柳叶眉，只叹息梨园艺人与后宫女官的空落。

　　一言以蔽之，唐玄宗赋纯邪、极邪之气！他身上那些貌似可爱的东西都是假的，都是用来煽情取乐的伎俩。

　　但杨贵妃和琵琶女就不同，一个原本养在深闺、天生丽质；一个原本家住虾蟆陵下、天资聪颖，只因被人拐骗才误入歧途。而当她们远离声色场所之后，又都能自发地追寻本我，铅华洗尽，杨贵妃是“玉容寂寞泪阑干，梨花一枝春带雨”；琵琶女是“夜深忽梦少年事，梦啼妆泪红阑干”。尤其在艺术上更注重神韵和精神价值了，如杨贵妃是“风吹仙袂飘飘举，犹似霓裳羽衣舞”，琵琶女则让白居易“如听仙乐耳暂明”。她们的气性变化过程是，天生正邪同赋→暂时邪气→自发正邪同赋→自觉正邪同赋。白居易不给主动为恶的男人浪子回头的机会，但对被动受害者同情有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