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果然不认识我，说：“哦，你是我的病人吗?”

　　我说：“您刚给我们讲过课。”

　　教授抱歉地笑笑：“学生和病人太多了，记不清了。”

　　“那个院子有人看门。让随便走吗?倒真是节约不少时间呢。”教授看着大门，思忖着说。

　　“卖鸡蛋的、收缝纫机的小贩，都所向无敌。您跟着我走吧。我们院里还有一座绿色的花园。”我拉着教授。

　　“绿色对眼睛最好了。”教授说着跟我走进大院。

　　一个织毛衣的老女人在看守着大门。我和教授谈论着花草经过她身边。我突然像被黄蜂蜇了一下——那个老女人乜斜着眼在剜我们。

　　她的丈夫早就去世了，每天斜着眼睛观察别人，就是她最大的乐趣。

　　从此，我和教授常常经过花园。

　　一天，妈妈对我说：“听说你天天跟一个老头子成双成对地出入?”

　　我说：“他是教授!出了我们大院的后门就是他的家。那是顺路。”

　　妈妈说：“听说你们在花园谈到很晚?”

　　“我们看一会儿绿色。最多就是一套眼睛保健操的工夫……”我气愤地分辩，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教授妈妈叹了一口气说：“妈妈相信你，可别人有闲话。”我大叫：“什么别人!不就是那个斜眼的老女人吗!我但愿她的眼睛瞎掉!”

　　不管怎么说，妈妈不让我再与教授同行。怎么对教授讲呢?我只好原原本本和盘托出。“那个老女人，眼斜心不正，简直是个克格勃!”我义愤填膺。

　　教授注视着我，遗憾地说：“我怎么没有早注意到有这样一双眼睛?”他忧郁地不再说什么。

　　下课以后，我撒腿就跑，竭力避开教授。不巧，车很长时间才来一趟，像拦洪坝，把大家蓄到一处。走到大院门口，教授赶到我面前，说：“我今天还要从这里走。”　　知识分子的牛脾气犯了。可我有什么权力阻止教授的行动路线?“您要走就走吧。”我只有加快脚步，与教授分开走。我已看见那个老女人缠着永远没有尽头的黑毛线球，阴险地注视着我们。

　　“我需要你同我一起走。”教授很恳切很坚决地说。作为学生，我没有理由拒绝。

　　我同教授走进大院。我感到不是有一双而是有几双眼睛乜斜着我们。斜眼一定是种烈性传染病。

　　“你明确给我指一指具体是哪个人。”教授很执著地要求。

　　我吓了一跳，后悔不该把底兜给教授。现在教授要打抱不平。

　　“算了!算了!您老人家别生气，今后不理她就是了!”我忙着劝阻。

　　“这种事，怎么能随随便便就放过去了呢?”教授坚定不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