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女性文学素有偏重于感伤的文学传统，冰心作品的伤感情调表层上与之相近似，但其深层自有其深刻的时代生活内涵。由于她小说里的人物，或因环境所迫而陷入不幸，或因感怀忧世而心绪起伏不安，他们大多郁郁死去和生离死别;作者因为存有“忧郁”、“悲伤”是一种“颖悟”的看法，从而虽给悲苦命运和精神危机以“爱”的烛照，但其哀伤之情、之词早已浸染纸面。冰心散文、诗歌里的“淡淡忧愁”更加突出，如对“乡愁”的描写已达到切肤入骨境地：“乡愁麻痹到全身，我掠着头发，发上掠到了乡愁;我捏着指尖，指上捏着了乡愁。是实实在在的躯壳上感着的苦痛，不是灵魂上浮泛流动的悲哀。”(《往事》(二))这样的感情与文字所烘染的忧郁情调，确有着古代女性文学感伤传统的因子，但也不乏冰心自己的个性光泽。

　　建国后，感伤主义的情调在冰心创作中被努力克服，代之以清朗明快的旋律。最典型的例子是《樱花赞》和《樱花和友谊》这样的散文。在对樱花的歌咏中，她完全抛开日本文人喜借樱花感叹人生飘零、悲怀人生短促的传统，而赋之以璀璨庄严之美，借以赞颂日本工人阶级斗争以及中日人民之间的友情。到了晚年，不管是微型小说，还是随笔、杂感等，行文虽老道辛辣，但仍然落在清朗明快的主色调之中。笔调的转换清晰可辨。

　　其三，冰心崇尚创作中的精神自由，从而开创了多种文体，“冰心体”语体的创造，则是她最杰出的艺术贡献。

　　冰心一直认为创作是一种“自由挥写”，“须其自来，不宜力构”。她从不回避灵感、情感、想象在创作中的作用。30年代《一封公开信》她谈到自己的灵感现象：“这种心境的来到，是很突然的，像一阵风，像一线闪光”;它的到来，会使“我的心里就忽然清醒，忽然喜悦，这时心思通畅得像一股急流的水”。解放后，她依然用“神来之顷”、“文情相生”、“真情实感的袭来”等提法，谈论文学创作的“神思”。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天赋和自身修养，冰心为新文学开创了前人所未及的几种文体。1990年11月在福州召开的“冰心创作七十年学术讨论会”上，就有专家提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