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心那些被日本人气得大哭的年月

　　2009年2月28日，冰心逝世十周年了。她的纯真、犀利、坚定、勇敢和正直依然让后人念念不忘，老舍先生之子舒乙曾撰写过一篇回忆录，谈到冰心的可爱与率真，譬如想起日本人就生气。冰心从1993年开始动手写甲午之战，却一度被气得大哭，无法写作，说：“恨死了!气死了!” 以致后来身体不适，一部大作品就此流产……

　　被日本人气得无法写作

　　冰心十一岁以前在家里是被父母当男孩养的，着男装，骑马，打枪，游泳，向往着当军人，当水兵，父母不怎么管她，自由自在，是父母的“野孩子”。十一岁回到老家福州，生活在一个大家庭里，要着女装，每一次穿女装，就大叫：“真是难受死了。”》》两位名女人的恩怨：林徽因送冰心一坛醋

　　冰心先生的母亲是一位性格刚强的女子。她出身望族，是大家闺秀，嫁到谢家之后夫妇感情很好，丈夫在海军中当差，正好赶上中日甲午海战。中国近代海军中福建人很多，也牺牲了许多，一时福建街上隔三差五地出现了不少“白榜”，那是阵亡通知书一类的东西。他们夫妇结婚七年，曾生育过两个男孩，因脐带消毒不好，都没有留住。她恐怕“白榜”早晚也会贴到自己的家门口。因为没有牵挂，冰心母亲悄悄在怀里揣上一块x烟，随时准备服毒跟随丈夫而去。公公看在眼里，派冰心的两名年纪较大的堂姐寸步不离地跟着她，以防不测。

　　冰心平常喜欢讲甲午之战的故事，那些故事都是父亲和母亲讲给幼小的冰心听的，其中最悲壮之一就是年轻的母亲这段准备为国为亲人牺牲的故事。另一段故事是“来远号”上的故事，父亲在“来远号”上当差，是枪炮二副，海战打响之后，父亲的一位远房亲戚也在舰上当水手，日军的炮弹打过来，把他的肚子炸破，肠子飞到军舰的烟筒上，贴在那里。战后，同志们把那烤焦的肠子由烟筒上撕下来，塞入尸体内埋葬了他。

　　1993年冰心先生开始准备写甲午之战，对我说要写一部“大作品”，纪念甲午之战一百年。她估计大概只有她能写，只有她知道那么多真实细节。她桌上有大本的海军参考书，还专门请海军军官到家里来，搞调查。她爱海军，爱看海军行礼，爱看海军军服，爱看描写海军的书。由1991年准备起到1993年动手写甲午之战，前前后后写了半年的样子。多次起头，多次大哭，多次搁笔。我有两次看见她眼睛红红的，问怎么回事。冰心先生回答：“恨死了!气死了!”

　　她是说她恨死日本军国主义，恨死日本侵略者，想起来就生气。后来，冰心先生身体不适，频频住院，一部大作品就此流产，只留下了很少的草稿片断。

　　冰心先生由父亲、母亲那儿继承下来的刚毅性格，使她一生挺过了许多艰难险阻，也创造了几个“第一”。早年在“五四”运动时期，她是第一个走上文坛的女大学生，那时她刚好十八岁，正读大学一年级，接着她发表了新诗集《繁星》、《春水》。在燕京女校，周作人在课堂上讲解《繁星》、《超人》，他的学生，一位名叫谢婉莹的姑娘红着脸低着头在下面听讲，周先生不知道她就是冰心，她自己在学校也从不用冰心的名字。

　　由美国留学回来之后，在母校燕京大学教书，当讲师，是“小字辈”，她的同事全是她的老师，她被称为“婴儿”。开教授会的时候，她自己老坐在门口，但学生们喜欢她，她的年龄和他们相仿。凡是南方学生，广东来的，福建来的，都塞给她，冰心先生教他们说北京话。她小时候和保姆们学的北方绕口令此时派上了用场：“妞妞爱吃豆，吃什么豆，吃红豆，什么红，高粱红……什么粘，臭胶粘，什么臭，你的屎臭得不得了。”全班笑成一团。

　　她从来不出一般的作文题，如“我的父亲”等等，而是别出心裁，譬如让学生们自己去编一本杂志。1945年以后跟吴文藻先生到日本去，当了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是东大的第一位女教授，讲授中国文学，专讲古典的反战诗歌。中国诗歌中没有歌颂战争的，都是讲边塞苦的，苏武牧羊之类，特别强调反战。她把这些编成一门课，讲给日本学生听，还有讲义，可惜已经遗失。

　　尊重妇女爱干净

　　冰心先生的许多观念与众不同，而且直接表达出来。比如尊重妇女。夫妇两人去拜访她，男的岁数大一些，女的年轻一点，只有一张小凳可坐，男的先坐下来，冰心先生马上让男的站起来，要女的坐，让男的在一旁站着说话，但她并不直接说明原由。客人当然明白，她是故意表示在她这儿妇女是第一位的，不管这位妇女有多年轻。

　　又比如她永远要干净整洁，毫发不乱，自己的衣裳朴素大方，永远整整齐齐，端庄大气，颜色或白或灰或兰或有小碎花，着布鞋。一次正在家里拍电视，她突然叫停，指着根本拍不着的窗帘说，请把搭在暖气片的一角整理一下，要摆正。

　　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张自忠路中剪子巷33号找到了冰心先生早年的旧居(原14号)，这是她少女和年轻时居住过的地方，而且在此成名，先后住了十六年。我带了个电视小分队去把它拍下来，然后放录像给冰心先生看。冰心先生大为高兴，说她一生住过许许多多地方，能在高龄时进入她的梦乡的偏偏是这座院子。

　　哪知道，录像放着放着，她又突然叫停，说不看了，为什么?只因看着心痛，说现在的居民怎么可以把房子住得这么脏，这么乱，太不像样子，简直惨不忍睹。那个院子现在住了不止一户人家，还搭了小厨房，从不修缮又疏于打扫，显得脏乱不堪，叫她老人家看不下去。臧克家先生说冰心先生即便在下放干校劳动的时候也是干干净净，将袜子套在裤脚外面，很利索，在逆境中也风度不减，一副正气凛然不卑不亢的样子，让人敬佩。这正是她的人生态度。

　　遭到围攻找总理评理

　　“反右”时，她一家三个男人被划为“右派”，丈夫、儿子和三弟。开人大会时，在福建团里，冰心先生遭到围攻，责问她吴文藻是怎么成为右派的。冰心先生气得不行，去找周恩来总理评理。此前，听说吴先生被打成“右派”，周总理曾把冰心先生接去，要她帮助吴先生，当时，周总理也不好说什么别的。冰心先生说：“如果吴文藻是100分的反党，我起码是50分，我和他没法划清界限，我也帮不了他。”周总理听了哈哈大笑，说：“好吧好吧，你回去吧。”

　　现在冰心来告状，说福建团的人大代表不像话，连天无理围攻她，“我是我，他是他嘛”。周总理说：“我知道了，我和他们说。”结果，福建团的王亚南代表等等一个一个跑到冰心先生家里来，赔礼道歉，解释一番。其实冰心先生心里很清楚，背后主要是谁在搞鬼。家里三个最亲密的人被打成右派，冰心先生心里非常难过，一点也想不通。她说吴文藻先生完全是个大好人，纯粹是因为他是个搞社会学和人类学的人，在哲学上是不能容忍他的存在的，先是他的得意门生潘光旦被打成右派，后是另一个学生费孝通，到1958年4月才把祖师爷吴文藻先生也划成右派，整个学派从此全军覆没，彻底被摧垮。冰心先生只好打掉了牙往肚里咽，强挺过来。

　　到了“文革”，又是被抄家，又是被揪斗，说她是司徒雷登的干女儿，最后被下放劳动。还是周恩来总理借口要迎接尼克松访华，要翻译尼克松的《六次危机》给毛主席看，把吴文藻先生和谢冰心先生中途由干校叫了回来，以后又集体翻译了《世界史》和英国文豪的《世界史纲》，算是熬过了“文革”。

　　向“删改风”讨个说法

　　改革开放之后，冰心先生在停笔十年之后又恢复了创作，她写小说，写散文，写随笔，写评论，迎来了自己的第二个创作高潮。但是在这个阶段里她又碰见了针对她的“删改风”，曾有几次大的删改让她火冒三丈，在社会上和文艺界也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风波。

　　那个时候，极“左”思潮并未完全退净，一些报刊单位领导人和主管人思想里还有各种各样的顾虑，遇到冰心先生这么一位思想很敏捷很开放又很犀利的作家，总是疑虑重重，动不动就想砍，想把她的棱角磨掉。

　　冰心先生写了一篇悼念邓颖超大姐的短文，引了巴老的一句话——“她是我最后追求的一个榜样”，结果发表时被删除，她勃然大怒，当面责问报纸的总编和副总编，说“我怎么向巴金先生交待”，还一直找到负责宣传的主管，一定要讨个说法。

　　遇到类似不适当的砍删，冰心先生并不沉默，她是要较真的，她要质问，要讨个说法。害得好几次，主管意识形态的领导人，包括胡乔木同志，跑到家里来，委婉地对她说：“老太太，您有什么不明白的，我来慢慢解释给您听。”冰心先生听了以后笑着说：“咱们还是说点轻松的吧。”

　　让梅兰芳“别再胖了”

　　冰心先生和梅兰芳先生有很好的交情，可惜对此冰心先生也来不及写。林纾是冰心祖父的朋友。梅先生到福州去唱戏，义演，不要钱，为的是只要林纾一首诗。这首诗冰心先生居然还背得，而且当我的面写了下来，只是第一句的头两个字记不清了。我问她：“这么多年了，您为什么还记得?”答：“喜欢后两句。”我记得最后一句似乎是“竹箫银笙演葬花”，梅先生那天演的是《黛玉葬花》。

　　到北京时，房东老太太常请冰心母亲去看梅兰芳唱戏，但母亲常犯头痛，不愿去，都由冰心代理，那时冰心十三岁，而梅兰芳十九岁。当时，冰心觉得梅兰芳长得真漂亮，不像在烟台看野台子戏，大男人扮女人，花衣裳下面露着大鞋，还是破的，脸上也一塌糊涂，和梅兰芳一比简直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解放后，冰心先生、梅先生和周培源先生都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去得早了，常在一起聊天。梅先生说自己“又肥了”，冰心马上说：“别再胖了，不好看了!”其实，比起来，梅先生比程砚秋先生要苗条多了。程先生当时扮起来“惨不忍睹”。梅先生那时演《贵妃醉酒》，身子要向后弯下去叼酒杯，真不容易啊。在燕京大学任教时，学校曾请梅先生去演戏，然后吃饭，由冰心先生作陪。梅先生告诉她，他小时候练功，要在水缸沿上走，缸中有水，老师拿着鞭看着，走不快就打，太苦了。

　　冰心先生的表兄到上海住在姓沈的朋友家，冰心先生去看表兄，在门口按铃，正好梅兰芳先生坐车也到了门口，便一同进去，要在院里走很长一段草坪，她拿着一只小皮箱，梅先生便帮她拎着。冰心先生说：“梅兰芳先生很风雅，写字画画养花养鸽子，样样行，很有修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