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做功课,简直是敷衍!下了学,便把书本丢开,一心只想做小说。眼前的问题做完了,搜索枯肠的时候,一切回忆中的事物,都活跃了起来。快乐的童年,大海,荷槍的兵士,供给了我许多的单调的材料。回忆中又渗入了一知半解,肤浅零碎的哲理。第二期——一九二〇至一九三一——的作品,小说便是《国旗》、《鱼儿》、《一个不重要的兵丁》等等,散文便是《无限之生的界线》、《问答词》等等。
谈到零碎的思想,要连带着说一说《繁星》和《春水》。这两本“零碎的思想”,使我受了无限的冤枉!我吞咽了十年的话,我要倾吐出来了。《繁星》、《春水》不是诗。至少是那时的我,不在立意做诗。我对于新诗,还不了解,很怀疑,也不敢尝试。我以为诗的重心,在内容而不在形式。同时无韵而冗长的诗,若是不分行来写,又容易与“诗的散文”相混。我写《繁星》,正如跋言中所说,因着看泰戈尔的《飞鸟集》,而仿用他的形式,来收集我零碎的思想(所以《繁星》第一天在《晨报副刊》登出的时候,是在《新文艺》栏内)。登出的前一夜 ,放园从电话内问我,“这是什么?”我很不好意思的,说:“这是小杂感一类的东西……”
我立意做诗,还是受了《晨报副刊》记者的鼓励。一九二一年六月廿三日,我在西山写了一段《可爱的》,寄到《晨报副刊》去,以后是这样的登出了,下边还有记者的一段按语:
可爱的,
除了宇宙,
最可爱的只有孩子。
和他说话不必思索,
态度不必矜持。
抬起头来说笑,
低下头去弄水。
任你深思也好,
微讴也好; 驴背上,
山门下,
偶一回头望时,
总是活泼泼地,
笑嘻嘻地。
这篇小文,很饶诗趣,把它一行行地分写了,放在诗栏里,也投有不可。(分写连写,本来无甚关系,是诗不是诗,须看文字的内容)好在我们分栏,只是分个大概,并不限定某栏必当登载怎样怎样一类的文字。杂感栏也曾登过些极饶诗趣的东西,那么,本栏与诗栏,不是今天才打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