静的部分，依靠的全然是自然的力量，浇灌心灵的沃土；如果说鲁迅是以超人的力量肩起历史的闸门，冰心则是于不动声色中改造世道人心。冰心的存在，丰富了“五四”文化的精神维度，使中国的精神启蒙不是一种简单的线性结构或平面结构，而呈现出迷幻复杂的姿态。

　　遗憾的是，这样的精神姿态没能赢得足够的发展时间而过早地夭折了。当鲁迅传统生长为一株大树时，冰心却日益成为盆景园里孤独的标本。“文革”中泛滥的兽行不是因为群体信仰的缺失，而是因为个体良心的泯灭。那些闪烁着幼稚的眼光，本应从《寄小读者》中汲取营养的学生娃子，争先恐后用《毛主席语录》抽打作家的脸颊。还会有女孩，在无边的暗夜里为远行的人制作一盏温暖的小桔灯吗？

　　冰心依然被选进课本──当然，是很久以后。我最初便是在课本里结识冰心的。然而，漫长的时间足以将所有美丽的外形浸泡得变形。那些在时间深处长出绿苔的旧日文章，被工匠的巧手镀上新的光芒，于是，冰心笔下的“黑暗潮湿的山路”、“桔红的光”，便神奇地具有了政治隐喻性。严密的政治话语系统可以妙用每一个个体声音──即使你有个体声音，它也会强行为公共所用。

　　茅盾在《冰心论》中写道：“在所有‘五四’时期的作家中，只有冰心女士最属于她自己。她的作品中，不反映社会，却反映了她自己，她把自己反映得再清楚也没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她的散文的价值比小说高，长些的诗篇比《繁星》和《春水》高。”茅盾是典型的政治型作家，他的小说如社会学论文一般谨严缜密。他对文学价值取向与己截然相反的冰心作出这样的评说，绝对非同小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