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公翠翠命运的这种圆形循环，与其母亲的命运是一脉相承的。《边城》第一章里，作家便讲述了翠翠母亲的故事：十七年前，她同一个屯防军人唱歌相熟后，便发生了暧昧关系。有了小孩但又结婚不成，军人便服毒自杀了，她生下翠翠后，喝冷水死去。后来，翠翠母亲又多次出现在文章中，而且一次比一次清晰地指向那个似乎难以逃开的阴影――翠翠将步母亲可怜命运的后尘。不论起点和终点的处境是多么惊人的相似，但是在主人公命运旅行的途中，心境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无论是翠翠的命运，还是翠翠母亲的命运，都在重复着这种圆形的命运循环模式。用小说中的话来说：“翠翠的母亲，某一时节原同翠翠一个样子。”“假如翠翠又同妈妈一样。”“他(指爷爷)有点忧愁，因为他忽然觉得翠翠一切全像那个母亲，而且隐隐约约便感觉到这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她们一代又一代重复着悲痛而惨淡的人生，却找不到摆脱这种命运的途径。

　　另外，从艺术特质角度来看，小说《边城》是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双重结合，这就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具有诗化的特点，并且呈现出结构的散文化倾向。“21节，一气呵成;而各节又自成起讫，是一首一首圆满的散文诗。”《边城》打破了情节结构模式的惯性。强调主观的抒情成分，把故事情节以外“情调”的渲染作为整篇小说的结构中心，事件本身并不具有必然发展的因果联系，不再讲究故事的有头有尾起承转合，不再追求情节的连续性、完整性，在小说中忆往述怀的情绪串起细碎的片段，运用诗化、散文化的情绪结构形态，使结构跳跃变化多端，呈现出开放性、多元性。小说讲述事件、介绍人物的目的是为了营造一种意境，渲染一种恬淡平和的氛围。沈从文用很多的篇幅来写风土人情，自然风光、小镇的环境，营造出一种古朴恬淡、温馨和谐、淳厚朴素的文化氛围。用自然原生态的“湘西叙述”，展现在读者面前的。是静静流淌的辰河水、矗立百年的吊脚楼、闲坐街旁的老人、沉寂肃穆的古城墙、平整无语的石板路，等等。这些自然景物与人文景物，反映出人与自然契合的一种完美的生存状态，这就使得《边城》展现出来的生活既是真实的，同时又具有了理想化的成分，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换言之，小说的叙述并非写实而充满写意，不追求表现客体的逼真，而突出主客体相契合的某些特征，形成了象征性的叙述。作者用贴近生活的淳朴人性和古老习俗的描写来取代情节故事性的冲突，将带有浓郁抒情色彩的纯朴自然风物、人情世态、地方文化，通过精英化处理，俗事雅化，人物纯化，形成情调，融入意境，构成了民间理想的象征，而形成独特的诗化小说。　　《边城》寄托着沈从文“美”与“爱”的美学理想，处处闪耀人性光环，然而它却构筑了一个悲剧的结局。小说中，生活在纯自然的状态下的湘西人，处处受命运的摆布，有着一种难解的凄凉。或许正是这种悲凉，才使得《边城》的叙事结构特征显出如此多样化的特质，在中国现当代文坛上大放异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