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斥反动文艺》(载《大众文艺丛刊》1948年第1辑)。中把沈从文定性为“桃红色”作家，并批判道：“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

　　“我”在什么地方?寻觅，也无处可以找到。我“意志”是什么?我写的全是要不得的，这是人家说的......我终得牺牲。我不向南行，留下在这里，本来即是为孩子在新环境中受教育，自己决心作牺牲的!应当放弃了对一只沉船的希望，将爱给予下一代。(1949年初致夫人张兆和的信)

　　1949年的春节刚过去几天，早晨，他开始实现这一悲壮的举动，被儿子制止了。儿子走后，他又用几种方法寻求解脱，幸好在清华大学读书的小舅子张中和及时来到沈家，解救了他。或许是天道未泯，一代大师本不该如此离开人世;也许是天意轮回，中国的文物研究注定需要此人。不管怎样，沈从文侥幸逃过了这次命运的劫难。在我看来，这是他个人之幸，更是国家之幸。

　　在医院，他仍然处于极度的精神错乱中，把戴着口罩的医生认定为伪装的迫害者。出院后，不断有朋友来看他。随着时间的流逝，他慢慢从紊乱中解脱出来，变得安静了。

　　一和好的音乐对面，我即得完全投降认输。它是唯一用过程来说教，而不是以是非说教的改造人的工程师。一到音乐中我就十分善良，完全和孩子们一样，整个变了。我似乎是从无数回无数种音乐中支持了自己，改造了自己，而又在当前从一个长长乐曲中新生了的。(1949年9月20日致夫人的信)

　　正是音乐的滋润，心灵豁然洞开，沈从文已领悟到了生命的深层内涵：“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惟转化为文字，为形象，为音符，为节奏，可望将生命某一种形式，某一种状态，凝固下来，形成生命另外一种存在和延续……”(《沈从文别集抽象的抒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