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边城》影评篇二

　　将著名文学作品拍成电影，早已经不言而喻的成为影视界的一支重要血脉，放之四海皆已屡见不鲜。如何将家喻户晓的文字转换成影象、将蕴涵于平面文字背后的沉重抽象意义变更为直观视觉冲击，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则是将文字作为蓝本而改编、一则是完全忠于小说原著。在这里，较为典型的有1988年美国著名导演菲利浦考夫曼根据捷克著名小说家米兰昆德拉代表作《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后改译为《不能承受的生命之轻》)而改编的电影《布拉格之恋》以及1993年美国有着“电影社会学家”之美称的导演马丁斯科西斯根据艾迪丝华顿1921年获得“普立兹文学奖”的同名小说而拍摄的电影《纯真年代》。在此，无论是考夫曼对《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所蕴涵的哲学意义的摈弃还是斯科西斯对《纯真年代》原著的完全忠诚都取得了莫大的成功，轰动一时，被引为经典。然而，在中国却罕见此种典型，虽然被搬上银幕的文学作品层出不穷，却总是如昙花般骤然一现，在我们眼前匆匆而过却并未留下昙花之美。

　　改编电影，作为经典名著的另一种存在形式，应该表现的虽然不必全部标新立异，开辟原著之外的另一种美，但至少也得是对原著的一种加固和升华，如此才不会破坏到名著的传世之美。然而，在导演凌子风处理之下的《边城》却是使人看得兴味索然，完全破坏了沈从文先生的语言之美，却硬生生地将故事套入一个狭隘的框架之中，带给观众的仅仅只是一出“乡野粗俗爱情闹剧”。当然，这部拍摄于1984年的电影肯定要结合当初的时局来考虑，由此很容易牵涉到政治敏感话题，偏离影评主题，因此，不再赘述。然而，该片导演凌子风次年凭这部作品拿下“第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的“最佳导演”奖，使人想起难免不心生悲哀之感——同时期的欧洲“电影新浪潮”优秀作品比比皆是，而中国的“最佳”却仅仅如此。这貌似在提醒着我们应该奋发而起吧?!

　　沈从文先生的中篇小说《边城》，在淡雅中，带着一丝伤感;更深的是，对生命无常无奈的叹息。可是，这些微妙的情愫在凌子风的电影之中根本无法找到，虽然说沈先生的语言之美有“只可意会不可言传”之妙，很难用画面或语言来诠释，但对故事却又生搬硬套就难免使人腹诽——故事原有的风格已然被打破，电影只是借用了一副框架，沈先生典型的对故事环境、风土人情的趣味描写，堪称“预描写”的典范，甚至有人说：“使用文字对环境的渲染以造成其回味无穷欲说还休效果的，仅有沈从文与其弟子汪曾琪能出神入化的使用。”然而，电影竟将这些预描写穿插到了剧情之中，且不说旁白的无聊与无趣，单是对这些预描写的胡乱编排就很有“画虎不成反类犬”的意味。比如：小说里对风尘女子与水手交情的描写，到了电影里就出人意料的直接表现为水手与风尘女子的呼应，另外，赛龙舟、傩送二老捕鸭等一系列在小说里有所背景交代的东西到了电影里却是横七竖八的突兀展现了，看过小说的人知道这些都是沈先生的玄妙安排，如若没有读过小说，观看这部电影时该如何解读这些莫名其妙的东西呢?依靠经典名著在民间的亲和力而拍摄的电影如果只是一心还原故事的声画，断然是失败的。在看过的某本忘记了名字的书中，曾有幸见到过沈从文先生对电影剧本所做出的评析及修改意见，其中就有提到对场景的诸多修改意见，但电影最后并未按照沈先生修改过的电影文学剧本拍摄，采用的是其他的台本，由此可见，故事与环境的脱节纯属不可原谅之过失!

　　影片中的主人公翠翠在沈先生的笔下是一位朴素中又透露出勃勃的灵气，有着清澈、透明的性格，热情且纯真，心怀美好与纯真的憧憬和期待，而电影里翠翠，我们所看见的女主角简直只能以“简陋”来形容，生硬的动作、木讷的表情、呆滞的眼神等等，对一个沈从文迷来说，这简直是一种残酷的糟蹋作践;小说里，我们的翠翠有一份朦朦胧胧的初恋、如梦如幻，隐隐约约又动人心魄，电影却打破沈先生处处玄妙的“不写之写”的预描写，直接跌入婚姻的俗套而不可自拔，其中我们看不见翠翠那种懵懵懂懂的青春萌动，也见不到她对待感情之时的灵动，却只见一块落在刀俎之上的鱼肉，任人宰割，那种令人赏心悦目的个人性格完全消失怠尽。

　　在对电影文学剧本的修改中，沈先生曾有提到：“望尽可能照原文处理，翠翠应是个尚未成年女孩，对恋爱只是感觉到，其实朦朦胧胧的，因此处理上盼处处注意到。”显然，凌子风在处理这点时候是抱有很大侥幸心理的，即革新小说开辟出一个纯粹的爱情故事，然而，演员的表现却局限了凌导演的这一雄心壮志，在面对天保大老、傩送二老的微妙情愫中，我们的翠翠不由我得我们不大跌眼镜……

　　正如电影最后所套用的小说里的话：“到了冬天，那个圮坍了的白塔，又重新修好了。可是那个在月下唱歌，使翠翠在睡梦里为歌声把灵魂轻轻浮起的年青人，还不曾回到茶峒来。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

　　依稀中，这朦胧的极至又将我们带入美妙之中而不可自拔。或许，这句旁白也算是一种升华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