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外在文化动因——五四文学思潮与西方文化的影响

　　沈从文青年时代的从军特殊经历在其心中留下的烙印对其人生具有极强的冲击力，看到太多的生与死，正义与邪恶的含混，崇高和低卑无界，让其将对理想社会所应具有品质和特性的向往寄托于《边城》中，这在当时文坛主题取向上是属于独树一帜的，虽然其无意去寻求解决汉民族或者中国的出路问题，但在客观上却提供了一种充满生命力的民族古朴的生存发展模式，对当时世风日下、尔愚我诈的风气，不无借鉴和良性影响，但在怀疑和批判为主流的思潮中，赞美和建设无疑是对前者做了多元补充，使得前者有了具体的参照系，从而起到了指示和引导的作用，因此从这个层面上对时代，对社会的意义仍然是重大的。

　　《边城》这一创作追求是建立在对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扭曲人性的批判基础之上的，是作者审美倾向和价值取向，例如走车路是当时畸形的“现代文明”即典型的封建文化的表现，而走马路则是拥有生命自主自由的原始文化即湘西区域文化的产物;虎耳草象征着纯真爱情的许诺，翠翠的身上有着爱的纯真和精神的美丽，执着地追求着自己的爱情，独自等待着心上人的到来，体现出人性中庄严、健康、虔诚的一面，而当白塔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的夜晚轰然坍塌，老船夫也在夜里悄然离去，留下悲伤、绝望、阵阵心痛和无限凄凉。碾坊则是横在翠翠和傩送爱情中的一道山，渡船与碾坊的对立，实则是文化的对立，归根到底，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悲剧是一种文化悲剧，小说正是通过展示湘西朝现代演变的文化转型过程中“乡下人”的人生哀乐，让读者看到湘西人质朴的心灵、凄美的命运和高贵的人性，从中反映出湘西少数民族和个人历史的隐痛，包含着将“乡下人”自然的生命形式能够保留一些本质在青年人的血里梦里的一些期许。

　　从这一文化透视中，反映出了作者对湘西古朴健康的原始乡村文化的矛盾心态，有着对原始的乡村文化弥漫出的宁静、谐和、温馨的人生情调以及“乡下人”充满原始生命活力的生命形式的极力推崇、赞美与歌颂，也有对在文化转型过程中乡村朴素的人性美、人情美、人生形式、和谐的人际关系的日渐消失的眷恋，以及“乡下人”在现代环境中所面临的文化生存危机，都透露了作者深深的惋惜和沉重叹息，正是这一矛盾心态，奠定了小说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而作为在物欲泛滥的现代文明渗透和影响的边缘上下，这种对自己文化特征的捍卫能保留多久，也正是作者所怀疑并担忧的，或许“这个人也许永远不会回来，也许明天回来”的话语中已蕴含。

　　湘西世界是原始的、封闭的、贫穷的，同时它又是自然的、独立的、浪漫的，山美、水美、人更美，敢爱敢恨、清澈透明、淳朴善良、勤劳忠厚，它的完美、自然、淳朴、宁静是沈从文理想的精神家园，他将自己的情和爱都寄托给了《边城》，以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来描绘湘西道不尽的美，热切地歌颂着人性向善发展的一面，并以此来实现他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恢复人与人之间的善意和坦诚，以及重造中华民族美好品格的希翼，让整篇小说都沉醉在爱与美的世界中，小说朴实而又传神，具有浓郁的地方色彩和民族特色，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也造就了《边城》的“人性美”、“人情美”以及理想化的生命形式，而这些无不都归功于其从小就受湘西独特的文化背景影响，又受到五四新思潮的启迪，以及西方文化的浸染，作者让我们看到了他对没有世俗污染、没有自私、狭隘、纷乱、争斗的生活的向往，也为我们展现了一个宁静淳朴的的田园般的湘西风情画。

　　总结：沈从文在《边城》中以湘西茶峒及附近乡村为背景，用古朴的语言、清丽的笔触，舒缓、伤感而又不胜抑扬的叙事语调，融写实、纪梦、象征于一体，朴实而又传神的构建了一个属于他的湘西世界，不仅展现出淳朴善良、古朴安宁、生命自主自由的湘西边地文化，凸现出乡村人性特有的风韵与神采，更是充满了自然美、人性美、人情美，展示出从容自然的田园牧歌式生命形态，让这一块不显山不露水的偏僻小地在绮丽静谧中反衬出以金钱为核心的现代文明的黑暗与丑恶，亦让我们认识到一个纯美的世界应该是健康、自然、安宁而又不悖于人性的人生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