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其实三十年代的湘西地区并非世外桃源。一九三四年，沈从文曾从北平返回故乡一趟。他对湘西的印象是“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的那点正直朴素的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来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惟利惟实庸俗人生观”③。出于对湘西的挚爱，也痛感于当前现实的黑暗，沈从文追溯既往，思考未来，写出他记忆和理解中的湘西的人情世态。《边城》写的正是往日的湘西，是现代文明浪潮尚未大举侵入的封闭的山村社会。从作品所点明的茶峒“驻扎一营由昔年绿营屯丁改编而成的戍兵 ”、“皇帝已不再坐江山”来看，作品写的是民国初的湘西，是作者幼年心目中的湘西，或者说是作者离家近二十年，在大城市中颠簸十多年中所深深怀念的、梦幻中的湘西。作为一个湘西赤子，沈从文的全部生活感性都离不开对湘西世界的直面和怀念。虽然《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已经成为过去，但是作者仍然希望通过对那湘西故土的如诗如梦般的描绘，表现出“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④。如汪曾祺所言，《边城》的生活是真实的，同时又是理想化的，这是一种理想化了的现实。《边城》“是一个怀旧的作品，一种带着痛惜情绪的怀旧”⑤。其中隐约透露出沈从文面对历史大潮裹挟下的湘西世界所抱有的一种伤感、困惑和无奈。他将遥远的边城里发生的故事写得如此平淡，以致使他内心的隐痛几乎被淹没在环境的牧歌情调里，从容的叙述几乎使人难以觉察到作者心底的深长叹息。然而，作品中人物的遭遇仍然使我们在感受爱与美的同时，也体会到痛苦与不幸。

　　如果说《边城》是作者构筑的一座供奉“人性”的希腊小庙，翠翠便是这种自然人性的化身。翠翠这个名字的来历正显示出人与自然的和谐同一关系：“为了住处两山多竹篁，翠色催人而来，老船夫随便给这个可怜的孤雏，拾取了一个近身的名字，叫做翠翠。”她“在风日里长大，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为人天真活泼，处处俨然如一只小兽物。人又那么乖，如山头黄麂一样，从不想到残忍事情，从不发愁，从不动气”。她恬静温柔，纯洁坚贞，从外表到内心都晶莹剔透、姣好无比。她的身上，闪耀着一种神性之光，既体现出人性中自然、优美、健康的一面，也反映出沈从文身上的浪漫主义和古典主义情怀。沈从文说过“美丽总是愁人的”，“美，总不免有时叫人伤心”，其实，这也正是翠翠的写照。翠翠的出生背景本身就是一个美丽而凄凉的故事。她的母亲在十五年前同一个军人相爱并怀了孕，但却结婚不成。他们本想逃走，但一个不想违背军人的责任，另一个又不想离开孤独的父亲。经过一番考虑后，军人就先服毒自杀了。翠翠的母亲待生下翠翠以后，去溪边喝了许多冷水自尽。翠翠在外祖父的抚养下渐渐长大，等待她的即将是怎样的命运呢?可以说，翠翠是幸福的，不仅因为她生长在美丽的边城，而且无论是天保、傩送，还是老船夫、杨马兵甚至船总顺顺，都深爱着翠翠，且彼此间又怀有亲切的感情。然而她又是最不幸的，她的父母双双殉情而死，她和外祖父的生活虽然恬淡、平静，但在翠翠敏感的心灵里总隐现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寂寞、孤独、忧伤之感，以及对孤独的莫名恐惧，她甚至会在无人的时候独自垂泪。老船夫虽然一心要把她交给一个可靠的人，但爱她的大老与二老却一个不幸被淹死，另一个黯然远行。而与她相依为命的老船夫也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晚上心力交瘁而死，只留下翠翠独自守着渡船，在迷茫与无望中等待情人的归来。所以汪曾祺说《边城》“是一个充满爱与温暖的作品，但是后面隐伏着作者很深的悲剧感”⑥。对于这出悲剧，沈从文有意回避或冲淡了人为的对立和冲突，而是设计了许多误会。比如，当地恋爱的方式有车路和马路两种，车路是汉族人的风俗，婚约要正大光明，就得请媒人带着彩礼前来相见;而马路是少数民族的求爱方式，要在远处唱三年六个月的歌才能赢得爱情。天保大老和傩送二老都钟情于翠翠。大老选择了车路，于是托杨马兵作介绍人。在杨马兵看来，老船夫是完全可以主宰翠翠的婚姻大事的，因此大老的命运掌握在老船夫的手里。可是老船夫出于对翠翠的尊重与爱，不愿意包办这场婚姻，所以当大老托人说媒时，他就去征求翠翠的意见。翠翠虽然只倾心于二老，但是可能因为她年龄小，也因为浑朴天真，贞静含蓄，不好意思说出内心的真实想法，这使得老船夫无可措手，只好将大老两次托人提亲都不置可否地搪塞过去。而当大老打算走马路时，才知道二老也爱上了翠翠，他们于是准备公平竞赛。可是等到二老一张口，大老知道根本不是二老的对手，因此抽身退出，远走他乡，结果酿成大老在烦恼、悲哀、愤慨之中水鸭子反被淹死的悲剧。深爱着翠翠同时又深爱着哥哥的二老对老船夫吞吞吐吐的行为非常反感，认为是他害死了大老，这种情绪也影响到他的父亲顺顺。船总对老船夫一向和睦友善，但他因为大老的死而有些伤心，不愿意让间接害死大儿子的女孩作二儿子的媳妇，致使二老也远下桃源。最终导致老船夫的努力失败，并在忧心如焚中猝然而死。这出悲剧表面上看来真如沈从文所说：“一切充满了善，然而到处是不凑巧。既然是不凑巧，因而素朴的善终难免产生悲剧。”但细细品味，却发现故事里之所以会有这么多的误会或不凑巧，这和他们所特有的那种含蓄内敛的表达方式不无关系。从整个小说的叙事情节看，作品中无论是祖孙之间，还是相爱的情人翠翠与二老之间，始终没能倾心交谈过一次，他们都把自己的爱与希望、孤独与痛苦默默埋藏在心底，致使作品从头至尾笼罩着一股压抑了的悲哀。所以，翠翠本应处于悲剧的中心，可实际上却一直置身于悲剧之外。她不知道天保是因为得不到她的爱而忧愤出走落水身亡的，不知道傩送离乡远行也是因为无法得到她的爱，她甚至也不知道爷爷突然离世全是由于替自己的幸福思虑奔忙而心力交瘁所致!只有这一切都已发生，陪伴她的杨马兵向她说明了之后，她才如梦初醒哭了一个晚上。因此，金介甫说：“《边城》总的来说是写人类灵魂的相互孤立。”⑧

　　另一方面，翠翠的悲剧看起来像是发生在无冲突的和平之日，除了误会就是不凑巧，仔细阅读却发现悲剧并非全出于偶然，其中也必有现实的社会基础。船总顺顺虽然慷慨洒脱，乐善好施，但团总以一座新碾房作女儿的陪嫁，对他还是有相当的吸引力。在渡船与碾房的角逐中，他内心的天平一直是倾向于碾房一边，所以迟迟没有回绝团总的提亲。二老远下桃源也是和他吵了一架之后才赌气出走的。可见他在义利的取舍上，也非决然的舍利而取义。他在牌桌上回答老船夫问话时那种轻慢的态度与口吻，以及老船夫在他面前所表现出来的自卑不安、欲言又止，都从侧面表现出他们之间社会地位的悬殊与由此造成的隔阂。直到老船夫感到夙愿难成，心力交瘁而猝死，他对翠翠与傩送的爱情才有了明确的表态。

　　我们发现沈从文的确爱极了湘西，他不忍心让现实的丑与恶直接出来破坏理想中的美与善。在作品中，现实的障碍始终只作为一种隐蔽的力量存在，而没有被强化为一种对社会的控诉，因此，《边城》没有像三十年代大多数作品那样具有鲜明的社会批判性和指向性，而是通篇笼罩着一种阴差阳错的神秘感与命运感。在老船夫看来，翠翠父母的悲剧是 “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而他凭着丰富的阅历与隐约的直觉，已经预感到翠翠母女二人共同的命运，而这种不幸的预感竟然最终一语成谶。顺顺的两个儿子，大儿子取名天保，即上天保佑的意思，二儿子取名傩送，意即傩神派送。而顺顺无意识地偏爱小儿子，因为当地人认为傩神要比汉人的 “天”更加灵验，而天保的夭折正好印证了这一点。杨马兵年轻时候在碧溪咀对翠翠母亲唱歌，翠翠母亲不理会，而多年之后却成为这个孤雏的惟一靠山惟一信托人，这岂不也是一种命运的安排?这种左右人类的无形力量从小说的背景故事一直延伸到主人公翠翠的新传奇中。而正是这种令人无奈的命运感强化了《边城》的艺术感染力，并且流露出沈从文的无奈与叹息。沈从文由此撕开了边城人生和谐的另一面，让我们领悟到一种只应由“天”负责的爱的缺憾。如他在作品中所说：“一切依旧，惟对于生活，却仿佛什么地方有了个看不见的缺口，始终无法填补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