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7月，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在北平(京)召开，身在北平且为中国新文学史上最为重要的作家之一的沈从文未被邀请参加。

　　1949年8月，沈从文的人事关系转到北平历史博物馆。

　　1951年2月6日，沈从文的三弟、曾经参加湘西和平起义的原国民政府国防部少将监察员沈荃，在“镇反”中被湖南省辰溪军分区收押;11月28日，被处以死刑。

　　1953年，上海开明书店写信通知沈从文，因为他的作品已经陈旧过时，所以已将他的所有已印未印书稿及纸型，完全奉命销毁。稍后，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明令禁止出版他的一切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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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在这种情境下，竟然有人将《边城》称为与古典名著《水浒传》以及当时的全国文协主席和文联副主席、文化部部长茅盾的小说《腐蚀》并列的“文学名著”，而且还试图将其拍成电影;而作为中华全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机关刊物的《文艺报》，竟然也发表了关于这一事件的消息。

　　这简直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当时，《文艺报》的署名主编是丁玲、陈企霞和萧殷三人，应该由丁玲负主要责任。尽管丁、沈二人自1920年代就已成为朋友，丁玲于1949年6 月还曾邀请沈从文到北平文化教育接管委员会办公处与她会见，其后又与何其芳同到沈从文家来看过他，沈从文与夫人张兆和也曾去丁玲在东总布胡同的住处回访过，1949年9月8日沈从文还曾写信给丁玲，但依照当时的政治环境以及丁玲的思想状况，《文艺报》上的这一消息不可能是出于丁玲照顾沈从文的特别授意。

　　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消息差不多只能算是从当时的时代夹缝中逸出的新闻，它的出现几乎和消失一样都是无迹可寻的，除了说明当时的新生政权对电影生产、文化消息的控制还不算很严之外也几乎没有什么重要的意义。而且，这一事件和消息对沈从文当时的处境似乎也没有任何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