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乡十八年，一入辰河流域，什么都不同了。表面上看来，事事物物自然都有了极大进步，试仔细注意，便见出在变化中堕落趋势。最明显的事，即农村社会所保有那点正直朴素人情美，几几乎快要消失无余，代替而来的却是近二十年实际社会培养成功的一种唯实唯利庸俗人生观。敬鬼神畏天命的迷信固然已经被常识所摧毁，然而做人时的益利取舍是非辨别也随同泯没了。“现代”二字已到了湘西，可是具体的东西，不过是点缀都市文明的奢侈品大量输入，上等纸烟和各样罐头在各阶层间作广泛的消费。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大家都仿佛用个谦虚而诚恳的态度来接受一切，来学习一切，能学习能接受的终不外如彼或如此。

　　沈从文反感随“现代”一词蜂拥而至的“庸俗人生观”，不仅是在审美层面，也在于他对“现代”“抽象的东西，竟只有流行政治中的公文八股和交际世故”的拒斥。因为在他看来，他为生活所迫而经历的一切，在现代知识氛围里还无从得以表述。如果现代知识对这里的生活经验阙如，“终不外如彼或如此”;如果当地人不能用这种知识来对付或解决眼前困境，那么，这些“抽象的东西”无非过眼浮云，难以撼动湘西坚硬的历史，也就保留了这个“现代”难以真正改变的死角。这当然不是作者所希望的，但由此他却发现了这个相对于现代都市的他者的存在。比如他一年多时间“眼看杀过七百人”，“许多所谓人类做出的蠢事，简直无从说起。这一份经验在我心上有了一个分量，使我活下来永远不能同城市中人爱憎感觉一致了”，而“对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产生的作人善恶观念，不能引起多少兴味”。因此对他而言，真正震撼心灵的“美”也必然带有“城市中人在狭窄庸懦生活里”难以发见的情感力度，以及在现代道德戒律的背景下一时无以言明、却由生活中来的感动与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