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生命未亡

　　流亡的必然结果是消失，消失的形态主要有两种，一是寄存远方，遥不可及，而又渺渺有望;一种是永远灭亡，死亡或者毁灭。《边城》是一曲田园牧歌，也是是一首悲情的挽歌。大佬和二佬，一个死亡，一个遥不可及，他们是流亡的代表，也是颠覆和重建意象的象征。

　　大佬豪放豁达，不拘小节，是传统道德、习俗礼节的恪守者，在性格上和气亲人、不骄惰、不浮华、不倚势欺人，在对待自己的感情时也循规蹈矩。他喜欢翠翠却没有勇气直接表白，托杨马兵以说笑话的形式讲给翠翠的爷爷听，而不是说给翠翠知道。爷爷说车是车路，马是马路，各有走法。大佬于是就言听计从，先走了车路，请了媒人，带了礼物向驾渡船者攀亲，但是却没有得到爷爷的明确答复。于是选择了暂时的逃避，下桃源去了。后来在二佬的建议下，走马路，站在对溪崖上给翠翠唱歌，仍旧杳无音信。又再一次选择了逃亡，乘新游船下行，在茨滩被淹坏了，就再也不能回来了。 但被称为“岳云”的二佬聪明活跃，与大佬形成鲜明的对比。在小说中，翠翠与二佬共有三次见面：第一次是龙船赛结束后赶鸭子回来的二佬碰到了翠翠，就跟他开玩笑说：“你不愿意上去，要呆在这儿，回头水里的大鱼来咬了你，可不要喊救命。”这是一种善意的激将关怀。第二次见面是端午节二佬给爷爷送酒葫芦，笑着望翠翠，而且还说翠翠“长得好看”!在翠翠摆渡的时候，盯着她看，跟她搭讪，到达溪岸后舍不得离去，站在小山上“好象在等待什么，不即走开”。第三次见面是翠翠在吊脚楼的梁柱间碰见了赛龙船凯旋而归的二佬，二佬开口就说：“翠翠，你来了。”溢于言表的兴奋和愉悦都蕴涵在那句话中。三次见面，二佬都是大方得体，关怀深切，甚至含情脉脉，把自己的喜爱之情直接传达给翠翠。

　　大佬对爱情含蓄传统，二佬则热情开放。大佬保守世俗，服从传统节义礼尚，一切听从长辈的安排，有板有眼，规规矩矩，遵循爱情婚姻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佬则直抒胸臆，大胆表达，与翠翠面对面地寄意传情，敢于冲破传统的礼仪束缚，展现自我个性，追求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说，大佬是在浓厚的封建思想观念皴染、冲击下个性话语丧失的表征，二佬则是对抗传统、重建自我话语的希望。于是大佬在等待中选择逃避，最后消失，表面上是流亡，实际上一种死亡。而二佬在大佬死后，由于探口风的人误传信息而很久没有得到爷爷和翠翠的回信也下桃源去了，“也许永远都不回来了”。在故事情节的安排上，大佬和二佬都被流亡，小说此时似乎陷入了无底的深渊，无望的期盼中。但在情节的意蕴中，表征的则是曾经和谐纯朴的湘西茶峒山城生活，在历史潮流的冲击下已经开始动摇，落后愚昧的习俗风尚也将被消亡，取而代之的是追求自由，追求个性，实现自己价值的新的生命理念。表面看这是生命的流亡，甚至死亡，实质上却是另一种生命形式的冲击与重建。但是这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是一个需要付出代价，持之以恒的坚守历程，小说就暂时让生命在哀婉凄绝中灭亡，同时又给人以些许希望，“也许明天回来”，这也是作者给自己寄予美好愿望的呼声。 　　3 精神在扬

　　流亡意识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前提就是另一种或几种价值体系的充斥和霸权，在一定程度上这些价值体系发挥一定的价值功能，行使一定的话语权力。在这种价值体系中，个体话语被压抑、掩饰，个体只有冲破原有话语模式，传达新的意识形态和价值规范标准，才能实现流亡意识的主体性强烈愿望与流亡意识中自我价值的存在意义，于是流亡者身上彪炳的是重建被扭曲了个体话语的精神动力。[3]在《边城》中，二佬正是这个个体话语的载体，如果说大佬的逃亡是地域性流亡，那么二佬的流亡就是一种精神流亡。

　　二佬在顺顺的教导下，先学得各种各样谋生求活的本领，水陆两不误，健壮如小牛，健康的体魄和积极向上、乐观、宽容的性格，使他在山城中小有名气。他还擅长唱歌，像云雀一样婉转悠扬，把心上人翠翠都引到梦幻世界中去了。在碾坊和渡船价值悬殊的抉择中，他毅然选择渡船。健康的体魄和完善的心理的完美结合使二佬具备了与封建残余思想观念、不良习俗民风作斗争的条件，这正是异于本土意识的边缘化流亡意识出现的前提。流亡本身就意味着边缘、弱势，也意味着超脱、潜力。二佬的行为举止在边城中得到了认可，人们都对他赞誉有加，尤其在爷爷眼中，他更是一个大好人。翠翠是作者着力塑造的完美的女性形象，是女性中的精英，是边城中美丽的天使，是边城人努力追寻的一种人生境界的想象。她也认同了二佬，坚守渡口，遥遥无期地等待二佬。二佬是边缘的，是隐退的，是淡出的，他放弃既得的一切，背井离乡，流亡他地，在边城外面的世界中寻找属于自己的一方净土，为自己的精神、灵魂寻找美好天地，所以他“也许明天会来”。也许明天正是沈从文自己的回归。

　　《边城》是沈从文1933年创作的，是他就任天津《大公报�文艺》副刊主编以后的作品。而在此之前，沈从文20岁来到都市，处处碰壁，学业无成，文章发表也无望，想象中的都市生活令他特别失望。他渐渐地怀念湘西这方热土，通过创作进行歌颂和寻找情感心灵的回归。他在自传中说：“现在许多人生活在那个城市里，我却常常生活在那个小城过去给我的印象中。”[4]浓浓乡土情结孕育出他创建神性小庙居住人性的创作理念。他把湘西描绘成一个世外桃源，《边城》中天人合一的和谐环境，素朴简单的亲情、爱情、友情，默契交融的心灵相通等建构了自己的文学殿堂。但在中国30年代的文学创造主流中没有沈从文的一席之地。他的创作理念，文艺思想只能处在游离的边缘，处在流亡的状态中。这样《边城》就成了夹缝中努力探究生存处境和人生境界的精神流亡作品，但作者仍信心十足精神昂扬地相信“明天会回来”。

　　综上所述，边城地理位置的边缘，边城人民的流动，大佬与爷爷的死亡，二佬的放逐，翠翠爱情的等待，都只是为边城独特的人性形式与精神经年张本。小说通过这些流亡意识暗涵的是居住在“希腊小庙”中的健康的、活泼的，而又不悖乎人性的“神性”，也是沈从创建创作思想话语权的宣言。　　参考文献

　　[1] 沈从文.边城[M].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02.

　　[2] 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3] 乌尔沁.中华民俗[M].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2.

　　[4] 刘洪涛.〈边城〉牧歌与中国形象》[J].文学评论，200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