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丑恶中见美善

　　正如夏志清在沈从文评论中所说的：“这个世界，尽管怎样堕落，怎样丑恶，却是他写作取材时唯一的世界。”写作来源于现实生活，夏氏道破的正是沈从文写作所取的源泉。然而与“堕落”“丑恶”的现实相比，沈从文笔下的世界犹如世外桃源，这样的作品无疑是他审美的人性观作用的结果。在《萧萧》中，童养媳制度和萧萧经引诱后要面临的惩罚作为“恶”的代表并没有导致世外桃源的毁灭，相反却折射出人性之美，这就体现了沈从文善于从丑恶中剥离出美善的人生态度。

　　作品首先以一种波澜不惊的态度交代了主人公萧萧的身份：童养媳。童养媳制度作为旧社会的残留通常让人深恶痛绝：它不仅剥夺了妇女的人身自由，而且出嫁后夫家繁重的家务、与丈夫畸形的关系等磨难使妇女失去了基本的人权。但在沈从文的笔下这种制度并不可怕，这种制度下的萧萧并未成为“牺牲”。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看萧萧的童养媳生活。一是萧萧夫家的人如何对待萧萧，二是萧萧的生活状态。

　　在夫家人里，和萧萧关系最紧密的自然是“小丈夫”，她和小丈夫的关系更类似于姐弟，小丈夫对萧萧是既怕又爱的，他时刻跟着萧萧，已经和她建立了一种亲密无间的关系;他宁愿保守萧萧的秘密，也不愿去告密以维护“自家人”乃至自己的利益;在知道萧萧因为肚子里有了儿子而要远嫁之后，他宁愿原谅萧萧大肚子的错误，也不愿萧萧离去。他以一颗纯真的童心接纳萧萧，萧萧对他来说是一个照顾他并管教他的长姐，他也由此像对待姐姐一样爱她、敬她。因此他们的关系是单纯的、不掺杂质的，概括而言就是姐弟亲情。除了小丈夫，和萧萧关系密切还有爱和她开玩笑的祖父。他并没有因为辈分或者萧萧的童养媳身份而在她面前摆出一副长辈和雇主的骄横面孔，而是和蔼地和萧萧开玩笑，完完全全地把她当孙女看。此处所展示的关系也是纯真无杂质的，没有任何世俗、金钱的成分，而是一种和谐融洽的祖孙关系。从丈夫和祖父对待萧萧的态度和他们与萧萧建立的姐弟情、祖孙情，我们可以看出人性的善良与敦厚，因为他们跳出了金钱和身份为他们设下的世俗桎梏，投入了人与人之间淳朴的亲密感之中。

　　萧萧的生活状态也是无忧无虑的。虽是童养媳，但是她实际就像夫家的女儿一样生活着。她日日带小丈夫去玩耍，悉心照顾，俨然一个爱护弟弟的姐姐;有余力的萧萧时候也“作点杂事”，为家里分担辛劳。在生活上她完全已经成为了这个家庭骨肉亲情中的一员，而不是以被买卖的童养媳身份;她也从不因自己的身份而对夫家产生隔阂，对小丈夫关怀备至，家中的劳动也是“能动手的就动手”。除了生活上的安逸，萧萧在精神上也是自由的，没人把她当成童养媳驱使。正是因为亲情赋予的这种平等地位，使得萧萧无忧无虑地成长，她的身体发育如植物般“大叶大枝，日增茂盛。”精神上的无忧虑使她在身体上“高如成人”的同时也保持住萧萧那颗“糊糊涂涂”的赤子之心。

　　萧萧的温馨生活刚为我们捋平了心上的一道褶皱，沈从文又在小说里埋伏了一个“花狗”，并由他激起了接下来一串祸事的涟漪。花狗引诱了萧萧，使她犯下不守贞操的大罪，也相继引发了夫家人对萧萧的惩罚。在农村，对妇女失贞所做的惩罚意味着被沉潭，但是沈从文又一次让我们在落后的民俗前见到了人性之美。萧萧被发现怀孕并预备逃跑后面临着沉潭或者发卖的命运，此事的决定权落在了夫家人和萧萧本家伯父的身上。萧萧的伯父是个“老实忠厚家长”，虽知道这是“丢脸事情”，却不舍将萧萧沉潭，于是萧萧可以被发卖。然而情形却微妙地有了变化：大家因为事情已经说明白，心中都释然了。先是小丈夫和萧萧又恢复到从前姐弟一般有说有笑的日子，接着是家里人看到丈夫不愿意萧萧走、萧萧自己也不愿意走的情景，也觉得萧萧要走这件事很不合他们的心意。最终本来对萧萧怀孕之事生气、流泪的夫家人渐渐改变了态度，甚至对原来要实行的处罚感到不自然，感觉像是被逼迫的，这其实体现了他们内心对萧萧的原谅。此处人性之美再一次被挖掘出来：萧萧之所以被原谅，是因为在几年的光阴中她已经被这家人认同，俨然一个亲生的女儿。因此虽然大家一开始很悲愤，但由于心中已形成的亲情，大家选择了原谅。在此处人情的美善体现了出来，即大家对一个买卖而来的女孩倾注了真情，这是人朴素情感的表现。

　　在这样的写作模式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沈从文从丑恶见到美善的创作观。他不同于其他的五四作家，多数作品皆以灰色和悲凉为基调，而是留给读者美和希望。对于这一点，我们可以探讨作家们对人性观的审美和审丑问题。在五四时期，同样是对现实不满的作家们选择了直言心声，写出了许多作品抨击现实社会。如鲁迅写《故乡》《狂人日记》等，他们善于将社会的丑恶面直接暴露给读者，以抒发内心的愤懑，试图以暴露、批判、讽刺类的审丑文学激起民众的愤慨，唤醒愚昧的民众。这种审丑的写作倾向可以用徐志摩的《毒药》作诠释：“我的思想是恶毒的，因为这个世界是恶毒的，为的灵魂是黑暗的，因为太阳已灭绝了光彩，我的声调是象坟堆里的夜枭，因为人间已经杀尽了一切的和谐。”但是沈从文却独树一帜，他对人性有着自己的看法：“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楼杰阁的人，那可不是我。我只想造希腊小庙……这庙里供奉的是‘人性’。我要表现的本是一种‘人生的形式’，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生的人性形式’。”沈从文之所以选择这种优美的人性形式，是因为他对一切抱定了审美的眼光，并且认为这种眼光可以使人对生活重新燃起希望。他曾在西南联大国文学会的一次名为《小说作者和读者》的演讲中谈到一个好的作品除了让人产生美善感觉之外还要有“引人向善的力量”。这既是他对所有作品的希望，也是对他自己作品的要求。所谓的引人向善，即让人看到一种美丽的、传奇般的人生经历之后产生“生命的明悟”，明白人在以生存为主的“动物人生观”之外还可以对生命有更深的理解，还有其他值得追求的可称为理想的东西。对此汪曾祺有这样的理解：“为什么要浪漫主义，为什么要理想化?因为想留驻一点美好的，永恒的东西，让它长在并且常新，以利于后人……沈先生的看法‘太深太远’。照我看，这是文学功能的最正确的看法。这当然为一些急功近利的理论家所不能接受。”从今天的心理学角度看来，直接的批判或者让人产生抵触心理，或者使人悲观与消极;而美好的事物则会让人心生向往，存有一个“桃花源”的寄托，由此努力让自己做一个更好的人来适应一个更美的世界。深谙此道的沈从文怀着让世间更美好的信念，在生活和作品中抱定审美的人性观，从善恶并存的世界中为我们打开了一个值得驻足的美丽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