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3年，爱尔兰诗人叶芝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当时诺贝尔评奖委员会在给他的“颁奖词”中这样写道：“作家与世界的关系”基本是由其“在孩提时代的内心激情”决定的，少年时代的“感性和理性生活”极大地影响着其以后的创作道路和方向。毛信德：《诺贝尔文学奖颁奖演说集》，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2年，第184页。应当说，这个观点概括了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作家的创作会受其少年孩童时期生活状况特别是情感经历的影响，尤其是在那些带有明显自叙传倾向的作品中，这一点表现得更为突出。如林海音的《城南旧事》、胡适的《我的母亲》等，即使像鲁迅那样常以冷峻的目光、严肃的神情、批判的态度审视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的人来说，其作品中亦不乏充溢着以童年视角叙事时的天真烂漫、活泼生动。与沈从文同为“京派”小说作家的凌叔华谈到自己的创作时曾这样说：“我有个毛病，无论什么时候，说到幼年时代的事，觉得都很有意味……怀恋着童年的美梦，对于一切儿童的喜乐与悲哀，都感到兴味与同情。”凌叔华：《凌叔华文存(下)》，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98年，第785页。在沈从文的创作中，这种情况更为明显。但是，这一情形在其作品中是以何种途径出现的，又究竟对他湘西小说的诗意、梦幻化特质带来了多大影响呢?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进行考察。

　　一方面是其湘西小说文本内容的构成。通过细读沈从文的作品，我们将不难发现，其乡土诗化作品中有许多篇章是以其童年和少年的城乡生活经历为据所做。且不说像《从文自传》、《在私塾》等这种明显的回忆性文章，就是在《玫瑰与九妹》、《炉边》、《入伍后》、《传事兵》、《卒伍》等大量作品中，我们也可以明显见到作者少儿生活的身影。而另外那些描写湘西民俗风情和虚构人事命运的作品，如《阿黑小史》、《龙朱》，特别是《边城》，则是作者凭借其对湘西生活的美好回忆而做的，不过是他的旧有边地乡村经验在其追寻文学理想过程中的进一步诗化而已。几十年后，当沈从文回忆自己的创作时也曾写道：“笔下涉及社会面虽比较广阔，最亲切最熟悉的，或许还是我的家乡和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各个支流县份乡村人事。”沈从文：《沈从文小说选集·题记》，“文集”第11卷，第70页。这当然是对作者选材内容的最好注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