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赛船过后,城中的戍军长官,为了与民同乐,增加这个节日的愉快起见,便派兵士把三十只绿头长颈大雄鸭……放入河中……不拘谁把鸭子捉到,谁就成为这鸭子的主人。”捉鸭子这一端午节的附属民俗,表现出男人本能中的征服欲望。顺顺年轻时本是捉鸭子的一把好手,“在任何情形下总不落空”,但当次子傩送在十岁便能入水闭气把鸭子捉到时,顺顺解嘲似的说:“好,这种事情有你们来做,我不必再下水和你们争显本领了。”捉鸭子在这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男性显山露水的手段,同时也成为了小男孩长大成人的标志。顺顺一方面道出了自己隐退的必然和无奈,另一方面也为后人的成长感到欣慰和自豪。傩送用娴熟的技巧使自己在水中成为了最受瞩目的男子,同时也赢来了人们“二老,二老,你真能干”的赞誉声,善捉鸭子在此体现了男人对于征服猎物多多益善的原始欲望。在端午节这样一个男女相会的时节,追赶鸭子的民间游戏同时也包含了男女追逐欢会的模式和意念,暗含了男子对女子的征服欲。所以,同伴和傩送开着这样的玩笑:“你这时捉鸭子,将来捉女人,一定有同样的本领。”女人和鸭子一样,都是成熟男子的战利品,捉鸭子这一民俗事象同样显现出湘西青年男女蒙的情爱意识的觉醒。

　　在《边城》中,“走车路”和“走马路”这两个婚嫁民俗事象共同建构起了一个深层民间婚俗结构。“走车路”具有堂皇而名正言顺的特点,婚姻的缔结是双方长辈的权力和义务,而婚姻的当事人无足轻重。在这种婚姻观念的支配下,夫妻双方的责任和义务胜过情感,带有明显的汉族婚俗特点,也被认为是带有包办婚姻色彩的婚俗。“走马路”则是一条爱情胜过婚姻、情感重于义务的成婚之路,它可以飞越贫富不均筑成的高墙,喻指自由恋爱,具有典型的苗族婚俗特点。因为老船工的女儿当年和一个“营兵”私下相爱受到社会的非难而徇情死去,所以他担心翠翠也“走马路”重蹈覆辙,就希望爱翠翠的那个青年“走车路”,通过媒人来正式求婚。老船工一心想把翠翠许配给天保,并对天保说:“大老,你听我说句正经话,你那件事走车路,不对;走马路,你有份的!”并且在知道了动听的歌谣是傩送而非天保所唱时,依旧暗示翠翠“大老也很好”,并且试探性地问翠翠“假若大老要你做媳妇,请人来做媒,你答应不答应?”天保一开始就“走车路”,充分体现出他倾向于汉族传统的婚姻观,他将自己和翠翠的婚姻完全放在老船工的应允点头上,似乎并不关心翠翠爱的到底是自己还是傩送。而翠翠的灵魂是山歌凝成的,她爱的是要唱一辈子歌给她听的傩送。傩送和翠翠两人因歌声而产生爱情,这种单纯的气质使得两人在性情上能保持和谐一致。在这里,爱情悲剧的产生就在于这两种婚俗所体现的观念的矛盾与对立。两种不同的婚俗对于湘西这个特定的环境来说,其实就是苗族生活文化和汉族生活文化差异性的表现。在这个二元对立的婚俗结构中,沈从文所展现的这一爱情悲剧,否定了传统的婚姻,显然是有积极意义的。　　列夫・托尔斯泰说,优秀文学作品最富于魅力的艺术因素之一是“基于历史事件写成的风俗画面”(托尔斯泰,古典文艺理论译丛,上海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349页)。在《边城》中,沈从文之所以倾情于民俗,根本的一点就在于对原始生命张力的赞美及生命自由意识的张扬。所以当他不遗余力充分展示湘西传统文化的丰富内容之时,各种各样的民俗:神秘的、残忍的、热闹的、活泼的等等,都实际是作者赞颂美,追求人性美,追求优美的人生形式的一个手法或方法,通过这些不为人知的湘西风情的描写,作者想借此传达的不仅是向世人展示湘西的风貌,更主要是对湘西优美、健康、自然,又洋溢着勃勃生机的人生形式的称颂和追求。通过对理想中的湘西世界的描绘,表现出他对某种更为健全的民族精神和更为完美的伦理道德的呼唤,以及他对重建民族文化重塑民族精神的渴望和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