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手抄报篇二：

　　1841年，英国强占香港岛后，清政府曾试图用武力予以收复，道光帝为此下了几十道谕旨，一些封疆大吏也曾上折具奏，但清政府没有能力扞卫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独立。北京政府时期，在1919年的巴黎和会和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中国代表曾提出收回租借地的问题。但终因英国的顽拒和当时军阀混战、政局不稳和缺乏实力作外交的后盾而严重受挫。

　　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中，明确提出了废除帝国主义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奋斗目标，其中将取消列强在华租借地放在突出的地位。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从来没有向英国正式提出过归还九龙租借地。从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到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本来有两次机会收回香港和九龙租借地。可是，蒋介石政府执行错误政策，又两次坐失收复良机。香港回归是“一国两制”伟大构想和港人治港方针的成功实践。

　　收复香港的百余年历史，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落后必挨打、弱国无外交这个颠扑不破的真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几代人为之奋斗的夙愿。

　　香港回归二十周年手抄报篇三：

　　香港回归的现实意义

　　香港回归历史意义的另一个方面，在于它表现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对强权政治的胆识和魄力。历史敎科书告诉人们：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和1898年《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分别割占《或强行租借》了香港岛。九龙和新界，从而成为强权政治捆搏中国人民手脚的一条条枷锁。

　　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近现代史也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反抗，从不向外国列强低头让步的斗争历程。林则徐。关天培和三元里的民众，这些响当当的名字和他们不屈不挠战斗的业绩，早已成为象征中国人性格的自然符号。而从1840年起，中国人民从未停止过跟强权政治作抗争的行动;并且，这种抗争已经取得了历史性的胜利和不容争辩的伟大成果。

　　人们会想起：1982年英国首相柴契尔夫人来北京访问，与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进行了十分坦率的会谈。这一时期，正是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构想趋于成熟定型的关键时期。当邓小平提出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7月1日收回香港，并用“一国两制”方案来解决香港问题时，素有“铁娘子”之称的柴契尔闻听此言，心慌走神，在人民大会堂的台阶上险些跌了一跤。挟马岛之战胜利余威来到北京的柴契尔夫人，在会谈开始时就抛出了“三个条约继续有效”的论调，声言中国只能收回新界，而香港岛和九龙则按条约永属英国。未料，此说被中国方面当场回绝，邓小平以坚定的口吻回答：“主权问题是不可以讨论的”。第二年，英国政府推出“以主权换治权”的方案，再次遭到中国政府代表团的否定。毕竟，中国不是阿根廷，中国已是一个站起来的大国，以强权政治为内涵的“阿根廷情结”在北京这里一点不起作用。

　　从1840年到1997年这样一个极大的历史跨度，包含了中国社会和历史的丰富内容，在世界历史发展中也占有极为特殊的重要地位。这150多年的时间，是中国人民不断探索，逐步走向民族振兴。国家富强和社会进步的现代化目标的过程。因此，我们说它——香港回归——确实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还包含了又一个方面的应有之义。

　　它为中国正在从事的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系。进入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着两个大的历史主题：一是要争取民族和国家的真正独立和自主的地位，二是要争取努力实现现代化的目标，以使中国走出古老文明的困惑而跻身于世界强国的地位。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这两大主题不时地发生冲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中国人民致力于解决第一个问题，即通过不懈的努力以独立自主的姿态出现于现代世界民族之林。而在距离我们较近的时候，中国人民才开始进入了现代化探索和建设的新时期。

　　而恰在这样的阶段，对于中国来讲，机遇与挑战并存;探索中有挫折，建设中有进步。更加重要的是，一个辉煌的前景已经展现在全体中国人民面前。当然，香港作为一颗“东方的明珠”，无疑在中国现代化建设中扮演有重要的角色。当这颗“明珠”回到祖国母体怀抱之时，它也就有了更加光明的明天;它也就能够成为中国与世界进行“国际接轨”的极有力的环节。

　　除了从历史的角度，即透过历史表像看到100多年的历史积淀之外，我们也认为香港回归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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