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原因何在呢?

　　有论者认为，可能是因为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当时流传不广，杜牧没有看到。

　　我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可信的。以元稹、白居易当时的诗坛地位和影响力，他们的诗歌作品，应该是每一篇写出，都会立即不胫而走，广为传播，决不可能出现整整一大类作品没能得到传播的情况。元稹《上令狐相公诗启》中所说的，自己的讽喻诗“固不敢陈露于人”。原因也并非“罪尤是惧”(害怕被朝廷怪罪)，而是自己觉得“词直气粗”，是不好意思拿出来示人，是谦虚的说法。众所周知，唐朝的文艺政策十分自由，文艺环境十分宽松，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的限制，不曾有一位诗人曾经因言获罪。再者，倘若元稹真的害怕这类诗歌会给自己惹出祸害，他也不会傻到要告诉宰相令狐楚自己写过这一类作品。另外，元稹其人，显然不是谨小慎微、明哲保身、噤若寒蝉的性格。白居易《与元九书》所说的“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以下耳”，只能说明，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作品，并没有受到当时人应有的重视;而不能证明，这类作品没有得到较好的传播。可以肯定，杜牧是看到过元稹、白居易反映民生疾苦、批判社会现实的诗歌作品的。

　　杜牧之所以那样极力排斥元稹、白居易的诗歌，除了不欣赏他们过于浅显、通俗的语言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对元稹、白居易为人处事的强烈不满。具体地说，主要是元稹、白居易曾经压抑过杜牧所欣赏的诗人张祜。

　　穆宗长庆年间，白居易做杭州刺史时，张祜到杭州，希望他能贡举自己去参加进士考试。不料，白居易在经过一番考试之后，取另一个举子徐凝为解元，并没有取当时已经名满江南的张祜为解元，以至于张祜日后未能考中进士。令狐楚十分欣赏张祜的文才，曾经亲自起草奏章，竭力举荐张祜，称赞其诗歌为“辈流所推，风格罕及”。但是，当皇帝想要启用张祜，征询元稹意见时，他回答说“张祜雕虫小巧，壮夫不为”，并以录用张祜可能导致天下“风教”沦丧，加以阻挠。真实原因，当然是元稹故意压制政敌令狐楚赏识的人。因此，张祜一无所获，黯然离开京城，过他寄人篱下的生活，一生都以白衣身份四处漂泊。　　杜牧虽然直到做池州刺史时，才跟张祜第一次会面。但是，他对张祜的诗歌才华，早已心生敬佩。见面后，复意气相投，很快成为好朋友。因此，杜牧对元稹、白居易非常不满，感情的天平始终向张祜一边倾斜。杜牧《寓怀寄苏州刘郎中》诗，就遭元稹阻挠一事，为张祜鸣不平，“天子好文才自薄，诸侯力荐命犹奇。贺知章口徒劳说，孟浩然身更不疑。”《登池州九峰寄张祜》诗，则是就遭白居易压抑事，对张祜进行安慰：“睫在眼前长不见，道非身外更何求?谁人得似张公子，千首诗轻万户侯!”

　　当然，杜牧之所以为张祜打抱不平，除了他的确欣赏张祜的诗歌才华之外，也跟他与张祜有着相似的遭遇和命运有关，都遭人压抑，怀才不遇。他们的友情中，应该有惺惺相惜、同病相怜的成分。元稹、白居易这一对“情逾骨肉”的好朋友，竟然联手(不约而同?)紧紧扼住张祜命运的咽喉，我也为他们感到遗憾，为张祜感到不平，我愿意站在杜牧一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