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类，是对怀才不遇世人的同情和对有才之人得不到应有赏识的哀叹和惋惜。放眼社会，更多的是有志不得伸展的无奈，是庸者位尊而贤者贫贱的不公现状，是贤才遭妒和小人当道的混乱世道。诗人也是这种群体中的一员。因此，创作了大量的讽喻诗来对这种现象进行揭露和抨击，希望皇帝能够亲贤臣、远小人，重用贤德之才，惩诫投机取巧的贼眉鼠辈，以此来实现兼济天下的志向。

　　《哭孔戡》作于元和五年，闻知孔戡死讯的白居易潸然泪下。对孔戡的遭际，白居易说“或望居谏司，有事戡必言。或望居宪府，有邪戡必弹。惜哉两不谐，没齿为闲官。”最后，白居易发出了“谓天不爱人，胡为生其贤?为天果爱民，胡为夺其年?茫茫元化中，谁执如此权?”的感叹。白居易也和孔戡一样忧国忧民，刚正不阿，对孔戡遭际的哭泣，也是对同病相怜的自己的悲痛。《薛中丞》中，白居易开篇说"百人无一直，百直无一遇。借问遇者谁?正人行得路。中丞薛存诚，守直心甚固。“首先对薛中丞正直的性格和人品做了肯定，然而社会上歪风盛行，小人当道，"奸豪与巧，非不憎且惧”，“裴相昨已夭，薛君今又去”，作者对此表示出深深的痛恨和惋惜，“今我一涕零，岂为中丞故?”是对当时的社会现状的一种痛斥和批判。

　　总之，不论哪一类诗歌内容的讽喻诗，白居易创作的目的只有一个，都是为了能通达上听，裨补时阙，得到统治者的重视和重用，希望以此来帮助君王补察时政，从而实现自己济世经邦、治国平天下的“兼济”之志。所以白居易讽喻诗中的“兼济”情怀都有一种深深的忧患意识和兢兢业业的责任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