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的后半部则是诗人自述其创作《新乐府》的思想动机、基本倾向和艺术特色。它与诗人《与元九书》中所阐述的内容同样重要，是关于《新乐府》的纲领性文件。

　　白居易《新乐府》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在于，诗歌必须如实地针砭时弊，为人民的疾苦而呼吁，以达到讽谕的目的。所以诗中说“惟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虽然他把改革弊政的希望寄托在天子身上并不足取，但作诗强调形式为内容服务还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所谓“篇篇无空文，句句必尽规”，“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就是要求乐府诗的语言质朴无华，直截了当，不追求音节的新奇和辞藻的华丽，达到通俗化、平易化。只有这样，才能“补察时政”、“泄导人情”，从而达到 “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改善人民生活，改良朝廷政治的目的。

　　创作《新乐府》和唐衢因忧愤而悲哭一样，自然会触动某些人的既得利益，揭露出他们欺压百姓，巧取豪夺的丑恶行为，理所当然地会招致权豪、甚至亲友的讥笑，终致被呼为“狂男儿”。然而诗人顾不了这许多，他只希望有朝一日，藩镇之乱平定，天子不受蒙蔽的时候，皇帝能听到他的呼声，从而改革弊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

　　这首诗虽分前后两部分，但形散而神不散。下半部分在叙述了关于《新乐府》的理论后，结尾又归到好友身上，前后照应。正所谓“歌哭虽异名，所感则同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