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感伤、闲适几类，这表明他清楚自觉地将自己的人生划分为截然不同的几个方面，努力在外在政治和内在精神世界之间进行协调。白居易任左拾遗时，曾激烈地以诗干政。中唐士大夫并非没有政治抱负，他们身上因袭着儒家传统的社会责任感和道德使命感，希望从根本上参与对政治法律秩序和文化秩序的整治，以图重振国势，实现中兴梦想，因此，他们也曾积极地干预现实，锐意进行改革。这一点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便是写民生疾苦，“救济人病，裨补时厥”。然而，改革并不顺利，政治的腐败没落不仅使他们难以施展自己的政治才能，反而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频遭挫折和打击，“永贞革新”失败，柳宗元、刘禹锡等八人同时被贬为偏远之地的司马，饱尝迁谪流离之苦。白居易自己也因武元衡事，被贬为江州司马，政治理想无法实现，原来用以说明个人存在意义的政治秩序、社会理想，现在都变成了与个人存在不相干的东西，个人存在的意义只能向自身寻求答案。佛教恰恰是以人生问题为出发点和归宿，以人的生命解脱为根本旨归。禅宗认为人的本性清净光明，将生死解脱归结为人的本心自性的觉悟。人之所以不能超脱、自由，在于“目前有物”，用知解、功利的眼光看待世界。在禅宗这里，强调了对人的“自性”和对世界真存面貌的追求，人生态度就不是为出世而消极的随缘说法，而是出世而入世，以超然心态人世，以平常心为道，“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平常心是道”是马祖道一提出的，与白居易或师或友的惟宽、智常、如满都是马祖弟子。《旧唐书・白居易传》说：“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从这段记载中可以看到，“平常心是道”所蕴含的忘却世情、不为物拘、任随自然已成为白居易人生观的构成因素。白居易用“平常心是道”来平息内心的焦灼与矛盾，泯灭外求的欲望，卸下心灵的重负，“还原”自己普通世俗人的“本来面目”，以把握当下、及时行乐来身体力行普通人的生活情景。他的闲适诗将这一种心态表现得尤其鲜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