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中由于渗入了很多为政治服务的因素，因而与人们对文学的期望存在较大的距离。

　　白居易的文学观念与政治情怀 安徽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40卷作为唐代的大诗人白居易(772-846)，因为其《长恨歌》、《琵琶行》等名篇而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同时，诗人的《与元九书》作为中国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篇目，不仅袒露了自己的文学观念，而且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情怀。不过，就广大读者和文学史对其创作的推崇与白居易自己的偏爱来说，中间的距离又是明显存在的。这样说的意思是，广大读者更推崇的是《长恨歌》、《琵琶行》等感伤诗，而白居易本人偏爱的却是《新乐府》等讽喻诗。可以说，这是一个富有意味、值得思考的文学现象。之中涉及到了作家的文学观念与创作实际所导致的不同倾向，更涉及到了如何更好地理解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问题。而本文正是基于这一方面来提出问题，以求得大家的进一步思考。

　　在《与元九书》中，白居易将自己的诗歌创作分为四类：讽喻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讽喻诗在于美刺比兴、因事立题，闲适诗仅为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而感伤诗则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咏叹者。”这三类均是从诗歌内容着眼的分类。至于杂律诗，却是从形式方面着眼的：“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等等。就这四类诗歌来说，白居易最看重的是讽喻诗，原因在于这类诗是他“兼济之志”的具体体现，所以也就将之放在第一类的位置。可是，白居易自己所看重的讽喻诗，恰恰又是人们所并不看重的。对之，当时的诗人已经深有察觉：“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1] 96102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反差呢?白居易囿于自己的局限是说不清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