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周，很多相关媒体都随后报道了这一消息，但我发现他们基本上都是以我们这篇报道为消息源与素材来源而做的，并没有更多更新的东西，因为直到最后，国资委都没有公开发布这个消息，也没有公布那两份相关的文件，只直接下发给三家产交所而已。所以我们的报道就成为最圆满的一篇，既抢到了第一时间，又在第一时间将这个事件报道的足够完备和充分。

　　这篇报道在报社获得了认可，也为我日后在产交所、产权领域的报道工作赢得了许多便利。直到很久以后，我还在不同场合听到产交所的人、以及其他媒体同行对我们这篇报道的赞扬。

　　但我们在《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大面积停电“应急预案”》与《煤电价格联动》这几篇同类型的报道上，都有很大的缺憾。这三件事情当时都是正处风口浪尖的舆论焦点：国资委突然连续罢免了包括三九老总赵新先在内的几家大型知名国企的一把手;夏季将近，媒体爆出电监会已经向国务院上报了一份今夏全国出现大面积停电的《应急预案》，正等待批准;发改委高官很早就承诺，年内一定会完成对煤电价格的改革方案。

　　这几件事情无疑都是我们的报道领域之内非常重大的新闻事件，也都是业内瞩目的焦点。主任在这时的意见非常明确：我们应该努力获得更多更核心的信息来做这几件事情的报道，如果我们的报道不能提供比别家媒体更多的信息，如果我们不能获知国资委罢免高官的真实考虑、如果我们不知道《应急预案》和《煤电价格联动方案》的具体内容，我们就不必要做这个报道了，因为那样即使勉强做出来，也只会湮没在其他类似的连篇累牍的报道里面，对读者而言毫无价值。所以当时我的工作重点首要放在争取获得选题的核心事实和内容上。

　　结果我们也确实获得了这些东西。我在国资委的内部会议上无意中得到了《央企负责人的管理办法》，这就是他们近来罢免高官的依据;我们还从电监会得到了《应急预案》与《煤电价格联动》的具体文件。

　　但是我们后来的报道却并没有做得很好，最后完成的稿子都有两个很大的缺点：一个是文章写的枯燥干涩，很不好看;一个是文章并没有凸现出我们获得的独家信息的价值，我们千辛万苦获得的核心材料都是支离破碎的呈现在文章当中的。

　　我总结造成这种结果主要是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因为我们在这样的报道中，都要非常注意保护为我们提供机密信息的人。既不能透露信息来源，又不能在稿子中显出我们已经看到重要文件的事实，我们只能在稿子中装出我们也只是无意中从知情人处获知了只言片语的信息而已，这样我们稿子的价值就被大打折扣了;其次是因为，我们在这几件事情所涉及领域的深入程度、了解程度都非常不够，所以我们即使获知了这些领域的重大事件，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对这些事件有通盘与准确的认识和把握，这就造成我们在联络一些采访时的低效率，因为之前没有累积起码的采访资源，也造成我们写稿时的窘迫和勉强。于是就使得文章最后成为一篇非常不如意的稿子，虽然其实我们为这篇稿子付出了非常艰难的努力、虽然我们原本是掌握了更多报道的信息优势的，但全都没在我们的报道体现出来。非常让人懊恼，非常让人遗憾，因为这样能获得一些独家信息的机会非常非常少。

　　这几篇报道虽然都在报社内部被批评，但事后也获得了一些与这几件事情密切相关的人的认可，比如，《央企负责人60岁退休》的稿子，我接到陌生读者的电话，问能否从我这儿获得更多的信息，说他和他的很多关心此事的朋友沟通，觉得我的报道还隐含了很多的信息。而《煤电价格联动》的稿子，以我们报社内部的标准认为写的非常不好看。但次周我们看到《华尔街日报》、《新京报》、《21世纪经济报道》都做了这个报道，但他们都没有提供更多的信息，也都没有写的更好，而且他们的报道中还有从我的稿子里获取信息的影子。可见，从报社内部的标准而言，我们的自我要求非常高，这样的报道并不能令我们满意，但追求核心信息的目标使得我们的报道较之其他媒体还是更优些的。

　　第二类也属我们独家报道的有《奥运项目经受钢价震荡》、《钢价暴跌急召安抚》与《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的稿子。这些话题虽然都不在当时的舆论中心，但其实是非常重要重大却还未被媒体广泛关注的事件，我们于是在无意获知后优先做了报道。我认为其中比较成功的是《钢价暴跌》的稿子，非常糟糕的是《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

　　《钢价暴跌》也是在我们抢先报道后，其他媒体才跟风报道此事的。他们的报道里也有很多我们这篇报道的影子。其实我们的这篇报道也非常偶然，也是对一个行业持续跟踪中的意外收获。我是在就焦炭出口的报道做采访时，得到之前一段时间的钢价飚升，致使奥运项目的承包商成本大增向政府叫苦，北京市委书记刘淇因此专门前去钢铁工业协会请求帮助的消息，于是次周我们就做了《奥运项目经受钢价震荡》的稿子，同时又是在这个报道的采访中，我听说了钢价在宏观调控中价格从之前的暴涨突然转为暴跌的形势、以及国务院授意钢铁工业协会出面安抚钢铁企业的紧急会议。于是我们就刚好非常及时地独家抢先做了报道，而且因为之前在煤电油运、钢铁、宏观调控等方面的报道积累和采访资源的储备，都使得这个报道在我们得知消息后很短的时间内能做的比较充分。

　　而《投融资体制改革“北京模式”》的报道，我们也是在其他的采访中顺带获知的非常有价值的信息，但因为对这一牵扯很多因素的庞杂改革的认识不够透彻，也使得我们虽然占有先机，但最后成稿的效果却不甚理想。

　　所以，总结《国资委确定产交所》、《钢价暴跌》的成功，与其他几篇同类报道的失败，以及报社的要求与读者的评价，我觉得在独家选题的来源、以及这类报道的操作上给我们了几个很重要的启示：

　　首先，我想独家和抢先的报道对一份周报而言虽然不易，却并非完全不可能，它仍然是个非常值得追求、也有可能实现的目标，而我觉得今年的这些报道经验给我最大的启示就是，保持高数量的采访是获得高数量与高质量选题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