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后在2005年的时候，事隔13年以后，当我知道我参加的一个电视剧要在长春做外景地的时候，我就特别特别高兴。我就想好了，到那儿的第一件事就要去看望路长琴。其实当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因为那个时候她已经六十多岁了，那么多年没见，我不知道她的生活状态怎么样，而且我特别害怕看到一个孤苦伶仃的老人，我特别害怕。可是当我们到她家，她门一开的时候，她剪了一个短短的头发运动型的，因为是夏天8月份，穿了一件短袖的像T恤一样的衬衣，满脸堆着笑，整个过程当中她带着她的一个小外甥在跑来跑去，真的欢声笑语，她一直在笑，跟我们聊天啊什么。哎呀我就好欣慰，好开心，好像我的心也落地了，更让我欣慰的是，我看到他们家的墙壁上挂着一张特别大的蒋筑英的照片，就是说明她走出来了，我觉得特别欣慰。

　　那么说到概念化的创作，甚至到现在我觉得在有一些电视剧里头都比比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我是上海人，比如说好多电视剧，拍到上海妈妈，对上海妈妈也有一个特别概念化，脸谱化的认知。好像上海妈妈就是小市民，整天围着房子存款来转。然后恨不得要把女儿推到大款身边去，我觉得这种创作概念，是非常不与时俱进的。实际上，也许在计划经济时候，在我们房子特别紧张的时候，可能会有一些这样比较计较钱财，就把钱看得很重啊这些。但是实际上，我自己的感受，我好多朋友的女儿都嫁给了外地的小伙子。有一次，我一个朋友就说她们女婿家是在外地的，她说他在上海，家人都不在，她说我觉得我要对他好一点。我觉得这是现在一部分上海妈妈的想法，这是我亲耳听到的。所以我听的时候，其实我挺感动的，就是说实际上上海妈妈的形象，在生活当中是在发生变化的，它不是一成不变的。所以在这里，我作为上海人，为上海妈妈说两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