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休息了，我们就坐到一起了。我那时候想好了，我说：“老蒋去世以后，你作为他的妻子，你是怎么来面对你今后的生活的？你是怎么在这十年当中抚养你的孩子的？”我记得我当时问了她三个问题都是有关她的，然后当时她特别激动，她说十年来所有的记者报道的人来找我，都是问我老蒋的事儿，从来没有人问过我的体会。我说：“我要演你，我必须问你的体会，问你的感受。”老蒋的事迹我在报纸上、杂志上都已经看了好多遍了，她原来连家都不让我们去的，后来她接待我们了，到了她家以后，我们因为想去要一些什么更真实的道具什么的，到她家看看有没有这些东西，也是出乎我的意料的。他们家一张蒋筑英的照片都没有，我们以往从一些文艺作品啊，认为可能是满屋子都是他的照片，但是一张都没有，因为她说她把老蒋的照片，连报名照她都全部收起来，放在箱子底下，她怕看到了会触景生情，她会难过。所以这个也是我意想不到的，就是生活的实质，根本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概念化。我觉得这些东西真的是对我塑造这个人物，是非常非常有帮助的。你想，就是一个普通的人家，然后丈夫43岁正当年，从长春到成都去出差了，四天以后突然间说在那儿去世了，没了。你说这样的打击对一个家庭是多么沉重。包括这些认知，后来放在我的表演里头了。

　　我记得有一场戏，就是人家告诉她，你的丈夫在太平间里，她走走走一看，看到太平间三个字。我们原本剧本上写着我这个角色一下就冲进去了，后来我就在拍摄现场问导演：“她凭什么相信她丈夫在里头啊？她为什么要冲进去？她可能就是不相信，她哪怕知道，她也不愿意相信。我觉得她可能转身就走了。”他说“啊？你不进去啊？那你怎么演啊？”我说：“她可能转身就走了，她不愿意相信。”完了我们就在现场，我就演给他们看一遍：我一看，突然间一转身就走了，然后那个带我去拿着钥匙的，医院的那个保安就在后面追说，你的丈夫是不是姓蒋啊？这个时候，她才一下子站定了，她想她的预感终于实现，因为她是瞒着人家悄悄地到医院里去看，因为所有人都在瞒她，之前不知道，她感觉不对，她自己晚上一个人到医院里去看的。然后这个时候，她证实了以后再转过身来的时候，她就恨不得一步跨进去。我觉得这就是艺术的那种反差，力量。所以我就说，蒋筑英这个戏给我最大的感悟就是说，我们不能把这些生活当中的原型人物概念化，脸谱化。我真的非常反感艺术当中的概念化，我也不要看那样的电影。如果通过我们虚假概念，脸谱的演绎而让观众对这样的人物有所误解，有所误导，我觉得是我们的失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