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时在波士顿是举目无亲，为了争取演出的机会，有时候我在外边冒着大雪就问过往的行人，我说你想不想看单口秀，如果他们说想看的话，我就说你能不能进去告诉那个老板，说你是来看我的。我就这么到处争取演出机会，表演了四五年，我当时也有很多的从中国一起来的同学，也不是很理解。有人说我是不务正业，还有人说你如果能够用英语把单口秀讲好的话，我把我自己脑袋砍下来。但我就那么又坚持了大概五、六年。到了2007年的时候，我那时候就是单口秀，做得特别不顺利，那年有好几个和我同时开始的美国同行已经上了电视。有一个在美国喜剧界资深的人士跟我讲，他说，“是，你的笑话现在已经写得很好，讲得也不错，但是美国人不会对一个移民的故事感兴趣”。他这个话给我打击特别大，因为我就意识到作为一个中国人，在美国做单口秀，不光要克服语言上和文化上的障碍，而且还要面临一个美国的主流社会能否接受中国文化的问题。再加上那个时候我的儿子刚出生，我当时就想放弃单口秀，然后把精力都集中在工作和科研上面，多赚点钱养家糊口，我真有那么半年、一年就没上台表演。

　　2008年的时候，我们公司和哈佛大学有一个合作项目，我到了哈佛大学一看，已经有一些中国人成为哈佛大学的教授了，我那时候就有一个想法，我觉得科学界里边不缺我这么一个中国人，但喜剧界里边确实一个中国人都没有。其实我做得不是很完美，我就应该继续做下去，我觉得这么做还是有点意义的，因为我确实有个故事要讲。在美国很多移民的故事是通过第二代第三代移民来讲自己父亲和祖父的事情，很少有通过第一代移民来直接讲自己经历的，所以从那以后我就重返单口秀俱乐部，当时我就一心想把笑话讲好，根本不想成功和失败的事情。我当时脑海里边的一个榜样，就是我大学一个同学，这个同学特别喜欢高等数学，但他高等数学不及格，他补考过去以后还是一有空就写高等数学的题。我就特别佩服他这种精神，他不太在乎自己的能力或客观条件，只要自己想做的事情或者是有意义的事情，他一个劲要做下去。我那时候就是白天去实验室里边工作，然后晚上去酒吧里边讲，去俱乐部里边讲，去剧场里边讲，后来一路讲到美国深夜收视率最高的莱特曼秀。但更重要的是，所有的这些努力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在大家面前自我吹嘘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