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下来，有了四十余篇，我将其收集整理，取名为“北国红豆——大兴安岭的孩子献给全国中学生的礼物”。计划到了百篇，寄给出版社。

　　遗憾的是，1987年震惊中外的“5-6”大火，使大兴安岭这片绿色的宝库元气大伤。成片被大火洗劫的原始森林，一棵棵枯黑的大树如剃头般伐掉了。这以后竟有了黄尘天气——几年前学生在作文《十年后的大兴安岭》中的预见，不幸言中了！

　　不久，我便到了辽宁锦州。最初在教育学院做教研员，之后又到教育局，但对上课，我依然情有独钟。每当到学校或在教研活动时听课，面对黑板，我常常怦然心动，于是很想到中学去上课。最后，竟误入歧途，到锦州中学协助校长做管理，先负责德育，后负责教学。这所学校是辽宁省十所模范学校之一，所谓“模范”，其重要指标当然是“高考”。校长是一位语文特级教师，他说：“看过你写的那本《高考现代文阅读解题指导》，每周为咱们高三各班上一节专题指导课，如何？”

　　给高三学生上课，尤其是上高考指导课，是鲜有乐趣可言的，因为高三课堂讲的看似语文，实则大都不是真正的语文。但能重新走上讲台，总是令人欣喜的。这样，我在锦州上的语文课，都是与高考这个幽灵共舞。当时在课堂上，总有起舞弄清影，幽灵在人间的感觉。

　　为了圆学生的大学梦，随着地域的转换，我的时间越来越多地被高考这个幽灵吞噬了。

　　九十年代后期，素质教育在全国看似如火如荼，人们像当年趋之若鹜奔赴XX县去学大寨那样，纷纷到上海取经。我随着这股大潮，也到了育才、进才中学参观——现代化的建筑、先进的教学设施，令人赞叹：的确是海派气象。各种报告也绘声绘色，恍若教育的春天真的到来了。当时的上海似乎成了全国各地在高考沙漠里艰难跋涉的教师们的绿洲。于是，我便像三十年代满怀理想的人们向往延安一样，来到了上海。殊不知，高考这个幽灵是无处不在的，它徘徊在中国的每一片土地，在上海它同样法力无边。　　毛荣富老师也是这股人潮中的一员。这位六十年代毕业于复旦，在各大报刊发表文章干余篇的语文特级教师悲观地说：“中国的教育完了。”

　　我并不像毛老师那样悲观，我相信物极必反，但忧虑的是不知何时才会有“反”的出现。

　　夜未央，路正长，我还在走我的路。尽管我始终未舍弃心灵的微光，但我无时不在企盼阳光普照的明天。企盼学生都能沐浴着阳光轻松愉悦地吸吮语文的甘霖！企盼未来的教师不再如我们这般辛苦纠结地工作。那样，师生们心灵的微光才能燃起熊熊的火炬，我们的民族才有更加辉煌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