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跟随的马记者也是汕大的毕业生，但我还是称呼他为老师而代之师兄。他跑的是交通线，火车站是常去的地方，据说那里的便衣警察和小偷都已经到了可以跟他打招呼的熟悉程度。身材短小的他在办公室里经常遭领导和同事的讹揄，他却总是以嘻嘻的笑脸相对，完全没有生气的迹象；但是到了编辑室里，如果看到摄像拍的东西不符合他的要求或者不够水准的时候，他便毫不顾忌地破口大骂，骂完了之后则会告诉我哪些镜头不能那样拍等等。写稿是我们实习生应尽的义务之一，但是我写的稿件却没有给他看过，只是直接就交给了总监，想想这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错误，因为那样就失去了一个修改和进步的机会。

　　实习将近结束的时候，我和秀彬跟随频道的王副总监和“台里最杰出的摄像”单记者去罗定拍摄城市宣传片，在时事新闻操作之外了解了宣传片的拍摄和制作过程。我们两个作场记，兼作扛机器的伙计，而当地的部门领导和工作人员则尾随我们，看我们拍摄当地的建筑和民俗。每到一处，我们便受到上等的招待，而我和秀彬的实习生身份因为并没有得到“揭露”，所以也享受一样的礼遇，当地的领导甚至在工作的倒数第二天极力推荐我们去桑拿沐足，走的时候亦给我们捎上大量的当地特产，只是有没有给红包我就不得而知了。颇为讽刺的一次是我们到当地的一个镇去拍蔡廷锴先生故居，而当地的宣传部门负责人则在餐桌上跟我们大谈进行正面宣传报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令陪同我们的市宣传部门领导很不好意思。在此前的采访拍摄中，我也遇见过类似的情况，或者说，见识到在现实中的新闻操作果然跟书上的颇有出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