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礼仪文化3篇

时间:2021-08-31

  篇一:中国礼文化

  中国礼文化

  中国,素以“文明古国”、“礼仪之邦”著称于世。在其五千年的历史演变过程中,礼强烈地影响和制约着中国人的思想言论和行动。重礼仪、守礼法、行礼教、讲礼信、遵礼义已内化为一种民众的自觉意识而穿于其心理与行为活动之中,成为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及基本表征。孔子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著名思想家颜元的“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尚礼则身亡”等都充分反映了礼与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的相伴而生、相伴而长。 礼之产生,可以溯到远古时代。首先它是人类协调主客观矛盾的需要。自然的人伦秩序是礼产生的最原始动力,人们为生存和发展相互依赖,逐步积累和自然约定出一系列“人伦秩序”,这是最初的礼,后又有“圣贤之人”如黄帝、尧、舜、禹等为“止欲制乱”而制礼,身体力行为民众做榜样,从而使礼在“维稳制乱”中发挥了作用,也正因如此,人们更加遵礼尚礼。其次,礼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祀活动。远古时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低下,无法解释和征服自然现象与自然力,于是人们把关于人的灵魂观念扩大到他们所接触的自然界万物,从而产生了“万物有灵”的观念,开始用原始宗教仪式等手段来影响神灵,如祭祀、崇拜、祈祷等,期望以虔诚感化和影响自然神灵,以使其多赐福少降灾,原始的“礼”便

  产生了。

  结合文化和礼之起源,礼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概括:

  (一)礼之本意为敬神,后引申为表示敬意所应具有的态度,即礼首先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人对己的尊重和敬意时的态度。

  (二)礼是一系列动作,是使内在敬意的态度外在表现化的动作。即通过一定的动作表达自己内心对人对己的尊重和敬意。

  (三)礼是一种程式或仪式。通过多样性的仪式,表现出行礼人对人对己的敬意、爱戴和重视。

  (四)礼还是用来表示庆贺或敬意的物品。

  礼,中国文化的“核心元素”

  核心提示

  ●国学大师钱穆说过,中国文化说到底是一个字,就是礼。礼是中国人一切行为的准则。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离开了礼来谈中华文明,则无从谈起。

  中国是举世闻名的礼仪之邦,以衣冠文物标榜国家文明的特色,举世所无。中国人的治国方略,经过诸子百家的争鸣与论辨,最终走上礼治的道路,这是历史的选择。在

  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中,礼扮演了最核心的角色,对古代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产生了不可估量的作用。今天,我们学习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就不能不对礼乐文明有所了解。

  礼是“修、齐、治、平”的大经大法

  周公制礼作乐,中国文化的底蕴从此得以确立,其后经过孔子及其弟子的弘扬,成为博大精深可以经纬万方的巨大体系,成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经大法。

  首先,天人关系属于礼。人如何顺应和利用自然,如何与万物相处,在古代中国都是以礼的形式规定下来的。我们读《礼记·月令》,上面逐月记载着日月星辰的运行规律,气象与物候的变迁周期,动物与植物的成长过程,社会生活的各种规范。要求人们爱惜森林资源,保护幼小动物。那时的人口比今天少得多,资源比今天丰富得多,但儒家已经意识到人与宇宙万物必须共存共荣的道理,这是何等的胸怀与卓识!

  其次,国家典制属于礼。在中国文化中,制订符合道德理性的国家制度称为“制礼作乐”,好的制度被破坏了称为“礼崩乐坏”。礼是经邦治国的大经大法,无礼则无从措手,成为社会贤达的共识,有关的论述触目皆是,如《左传》引君子云:“礼,经国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者也。”孔颖达疏云:“国家非礼不治,社稷得礼乃安,故礼所以经理国

  家、安定社稷。以礼教民则亲戚和睦,以礼守位则泽及子孙。”子大叔说:“礼,上下之纪、天地之经纬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荀子说:“国无礼则不正。礼之所以正国也,譬之,犹衡之于轻重也,犹绳墨之于曲直也,犹规矩之于方圆也,既错之而人莫之能诬也。”将礼譬之为治国的衡、绳墨、尺寸,乃是规范一切的标准。

  治国理念的实现也必须通过礼。再好的治国理想、理念,只有通过礼仪,才能层层推进,逐步变成现实,这个道理《礼记》上说得非常清楚:

  道德仁义,非礼不成。教训正俗,非礼不备。分争辨讼,非礼不决。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宦学事师,非礼不亲。班朝治军,莅官行法,非礼威严不行。祷祠祭祀,供给鬼神,非礼不诚不庄。

  这段话的意思是,道德仁义是儒家思想的核心,没有礼就无法成就。教育民众,端正风俗,没有礼就不能完备。纷争辨讼,没有礼就不能判别是非。君臣上下、父子兄弟的名分,是伦理的基础,没有礼就无法确定。班朝治军,居官执法,没有礼就没有威严的气象。祭神敬祖等,没有礼就无法诚敬庄严。一言以蔽之,没有礼就做不好任何事情。

  礼治法治在“交锋”中决出主次

  自古以来,治国之道就有法治与礼治之争,两者孰优孰劣,在先秦就有论辩。

  我们先来看看法家的理论。战国时期的法家,前期的代表人物是商鞅、申不害、慎到,后期是韩非。商鞅重法,主张法律公开,严格依法行政,“法不阿贵,一断于法”,不管是卿相、将军,还是庶人,只要不听王命、违反国家禁令者,一律“罪死不赦”,主张“刑九而赏一”,多用刑,慎用赏。

  申不害强调“术”,就是君王驾驭臣民的权术,要建立严格的考核制度,使他们努力工作,不敢偷奸耍滑;同时要寡言少语,给人以高深莫测、无从捉摸之感,这样就可以掌控局面。

  慎到也主张“事断于法”,官吏守法,人民为法所役使。同时,他又提出了“势”的观念。他说,尧如果是无权无势的普通人,那他连邻居也使唤不动;他南面而称王了,才得以号令天下。因此,地位和权力特别重要,君王务必要很好利用这个“势”。

  韩非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其理论基础是人性好利。他说:种地很辛苦,为什么还有人种?那是因为想致富。打仗很危险,但还有人愿意去,那是想立功。造车的人希望人人富贵,那样就有钱去买他的车。卖棺材的人希望天天死人,那样他才有生意。他又说,臣下用效死力的方法与国君做交易,国君则陈列各种爵禄与臣下做交易,彼此之间哪有什么君臣如父子关系?都是在权衡这场交易是否合算。所以,君主要善于用“利”来调动臣民的积极性,使他们服服帖帖地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