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的生存模式反对宗教意义上的天职观念，这一基本立场是以彰显自我的生命精神为根本旨归的。该学说的奉行者以严格的判断来打破人与人之间的神秘链接关系。然而，如果将个人权利和自由至上推向极端，又何尝不是另一种神学立场？爱默生说每个人都是一个破败中的神，是说神性的堕落；而自由主义者却似乎是在努力向爱默生的反向运动，试图以脱离连续的断裂手法，重建神话中的个人天堂。事实上，一种稳固的、难以打破的平衡状态横亘在自由主义者面前，不论他们是否注意到，亦或是视而不见，一些掩盖在无数事件之下的哲学方法、历史视野、知识源流、身份认同感早已建立起社会内在的伦理学，驱使着个人元素在其无形地影响之下发挥作用。我们的言行举止无一不受到社会惯例的引导，以至于即使是在细微之处有所逾矩，也会产生出一丝负罪感。诚如丹尼尔·贝尔在对罗尔斯的转述中所指出的：“他的正义学说是由现代民主社会中人们所共有的信仰和感觉来得到证实的” 。

　　社群主义者遵循一种构成主义的政治方法，将独立个体纳入到整个特定历史环境之中，从而赋予个体以一个序列中的定位坐标。与之相反，自由主义对个体意识的尊重一直力图使个体独立获得知识的主宰权，为制造思想哗变打下坚实的基础。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这种被统称为“启蒙”的思想方法开始遭到越来越多的质疑。福柯和德勒兹从激进的知识立场出发，彻底否决了启蒙的主体——知识分子——对民众的启蒙合法性。丹尼尔·贝尔虽然要温和的多，但由于他的批评立足于社会文化结构和公共生存方式之上，因而也使他的言述显得更为坚实和有力。

　　丹尼尔·贝尔关于社群价值的论点，表达了这样一层意思：道德的谱系显然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强大的多，它隐藏起来，成为个人心智的天然障碍。甚至，它不仅是直觉行动的天敌，也是启蒙的终结者。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启蒙这个术语与自由主义之间仿佛有一种默契，启蒙意味着对旧有知识体系的突破，它是在知识的疆域内展开的一场自由主义运动，而自由主义也热衷于将启蒙视为其方法论的实践方式。日常话语的惯性却使启蒙陷入了泥潭之中，传统的道德谱系如果以现代民主观念来分析，常常有悖于我们的.衡量标准；然而，即使如此，我们仍不得不承认，文化与存在的境域被紧紧地融合在一起，有时甚至到了分不清孰是孰非的程度。启蒙写作造就的经典传奇：娜拉出走、学生运动、性禁忌的打破……其破坏力也是惊人的。同性恋的出现是对道德自足性的一次毋庸置疑的挑战，但这一挑战在多大程度上动摇了“理想的家庭情况”，是否已使异性对美满婚姻的向往和对家庭的感情依附丧失了最基本的信心，是值得怀疑的。换言之，没有理由说异性家庭将要改朝换代为同性恋家庭，也没有理由说同性恋是新家庭观念的表征。由同性恋这个个案的分析，社群的复杂性异乎寻常地显露了出来，其内部同样可以是多元的、共生共存的关系。尽管丹尼尔·贝尔没有就启蒙问题作正面的学术评估，但其基本的视角和观点却与其他社群主义者在这方面的言述一以贯之。

　　值得注意的是，丹尼尔·贝尔的立场并不保守，他对社群共识的捍卫也蕴涵着对它的清醒认识：“我们应该把对共识的解释看作了解社群的道德意识的一种技巧。”当我们将社群共识视作我们生活于世的原动力、理解世界的巨大保守力量时，我们其实是在创造一种关于社会文化形态的语言。这种社会修辞学方法采取一种观察事物的结构主义方式，其与真实世界之间的关系是参与性、连续性和交流性的。三、社群主义的语言学基础

　　丹尼尔·贝尔对语言的敏感使他在政治哲学和分析哲学之间搭建起一座里程碑式的桥梁。在此之前，关于政治哲学的讨论基本还被束缚在社会学的框架之内，丹尼尔·贝尔从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的相关著述中获得灵感，进而拓展了社群主义的基本论题。

　　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探究的是日常话语的游戏规则，丹尼尔·贝尔对社群共识的清醒洞察使他能够沿着维特根斯坦开拓的路途深入到与语言密切相关的人际交往关系上去。语言在整个生活中担当的角色与交往规范恰成对照，它们作为世代延续的行为准则而成为人与人之间的黏合剂。宗教观念系统、伦理学传统、思维方式和传播模式一旦确立，它们就会同时排斥与之格格不入的思想观念，“异端”是命名者常用的一个术语。一个不能融入社群语境的人将不会获得同伴的认同，他被孤立，被仇视和分离。他的命运不外乎两种选择：其一是我行我素，往往以悲剧告终；其二则是顺从，去学习社群语言的“形态变化表”。由于自由主义对集体言辞激烈的批评使他们看不到另一种维度的存在价值。社群主义者认为，将社群语言看作是人类形态的美德，而不是简单地斥之为厄运，或许才是当代研究学者应予以更多关注的命题。

　　与维特根斯坦极度冷静不同，海德格尔对语言性社群的评述带有浓重的感情色彩。最终立场被海德格尔用来描述人与语言性社群之间的扭结。海德格尔坚持认为，死亡对人生命的剥夺，与人对社群的依赖程度，恰成反比。越是临近生命的终点，人们越是感觉到他身处其中的共同体对他而言不可替代的重要性。从存在主义哲学出发，海德格尔将语言和庇护性的房子做了一个隐喻式的类比：“一些时候以前，我曾经笨拙地把语言叫做存在的房子。”（《走向语言的途中》）海德格尔被具有建筑感的语言迷住了，幻想着语言成为我们的保护伞。不言而喻，最终立场是作为初始立场的对立面而出现在丹尼尔·贝尔的言述之中的。尽管最终立场这个词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些许宗教的烙印，但当它被引入日常生活的研究范畴，它就为帮助我们理解什么才是我们最为需要的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向度。这其实仍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语言在这里更多的是一种历史处境，一个存在的基点。

　　丹尼尔·贝尔并没有完全否决初始立场，在他看来，最终立场/初始立场的二元对立并不是不可兼容的。前者述及生命状态与社群共识的转换系统，后者则以国家中立原则为前提，“回答什么是社会公正，什么是我们应得的一份权利与资源。”前者关心的是言说者的责任与义务，后者则把保护个人财产权、生命权、自主选择权置于首位。两者虽然不乏矛盾对立之处，却仍可统摄于一套逻辑型构之中。在这个以社群主义为思想枢轴的逻辑型构中，初始立场与最终立场的着眼点互不相涉，并最终在两个层面上对习俗与实践做出它们各自的伟大召唤。四、简单的结语：

　　丹尼尔·贝尔并没有穷尽社群主义和自由主义的论证可能性。他不是一个否定一切的批评者，也不是个试图提出一套社会改造方案的政治家，他只是以哲学的视野、历史的深度对现存社会秩序中的道德实践规范予以阐发，重审自由主义的自我观、普适论，从而推动人与社会的再度相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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