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方面，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大大地缩短了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提高了社会生活节奏，使个人的自由时间成为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马克思指出：正象单个人的情况一样，社会发展、社会享用和社会生活的全面性，都取决于时间的节约。时间的节约，以及劳动时间在不同的生产部门之间有计划地分配，在共同生产的基础上仍然是首要的经济规律，这甚至在更加高的程度上成为规律。随着现代科技的进步，现代人的社会时间观也正发生着变革。正如俄国学者阿斯金在《时间与哲学》中所指出：现代科学技术正在改变着人们对时间的看法，不仅合理地安排工作时间，而且合理地利用空闲时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对时间价值的估计是合理地组织生活的重要标记。认真地考虑如何度过有用的时间，甚至整个一生，是一个社会共同体或一个人具有高度价值观的证据。

　　另一方面，现代科技促使人们活动的自由空间也大大扩展。人的活动及由此产生的各种社会生活现象和社会关系都展开

　　于具体的社会空间，同时，人的活动又规定了社会空间的量和质。现实的社会空间不是一个既定的量，它总是随着人类实践活动和主体能力的发展而不断扩大。人类社会早期，人类主体能力极其低下，人们只能在非常狭小的空间中进行活动。这时的社会空间甚至只限于二维的平面，作为国家主权的地理区位也只限于二维空间，其间争斗也主要是限于领土之争。科学技术的每一次提高，都促进了人类活动领域的拓展，使社会空间不断扩大。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使社会空间摆脱了狭隘性、孤立性和分散性，其联系性、同一性和集中性显著增强。现代人生活在多维空间之中，相互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社会化、世界化，世界各国间的竞争也已经扩大到多维战略空间：地面、空中、水下、太空及文化空间、信息网络空间等。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现代信息技术等迅速普及的冲击下，世界各国的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及现代人的价值观念、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等诸多方面都正在发生并仍将发生革命性变化。人们狭隘的地域意识正在被超越，全球观念则正逐步强化。

　　现代科学技术不仅深刻地改变着人的活动的社会时空结构，而且使之发生更加明显的相互转换。在人们的实践过程中，某一具体实践过程结束之后，社会时间就以“积淀”的形式转换为人的活动空间；同样，作为晶化形式存在的空间结构也影响着并体现着人的活动的时间。在人类无数次的实践活动中，时间的空间化和空间的时间化表现为主体实体化和实体主体化，社会时间和社会空间被赋予了活生生的现实存在。马克思曾精辟地分析道：工人之所以被剥夺了自由发展的空间，是由于“资本家是窃取了工人为社会创造的自由时间”。因为时间的社会构成是由劳动时间和自由时间构成的，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占有了全部自由时间，工人只能终生为资本家进行劳动，而基本没有可供支配的自由时间来发展自己。资本家的“自由时间是以通过强制劳动吸收工人的时间为基础的，这样，工人就丧失了精神发展所必需的空间，因为时间就是这种空间”。因此，要争取人类自由发展的空间，就必须消灭阶级，使劳动者获得自己创造的自由时间，从而获得自己自由发展的空间。现代科技使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为缩短，自由时间相对延长，由此也使人们自由发展的空间大为扩展。社会实践反复证实着这样的真理：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人类社会就是因为社会时空的相互转换而发生变革的，而现代科技由于其强大的力量，则使这种转换更为明显、快速，从而也使现代社会的变革更为显著、剧烈，人类历史正加速向世界历史转化。

　　3.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之间显然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二者之间是相互观照、互为前提、互动发展的，而这种联系在现代尤为显著。因而，社会时空与科学技术各自都为对方提供了最为基本的、合理的评价参照系。

　　社会时空是反思现代科学技术合理性的最重要的视角和最基本的方位。科学技术，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作为人类文明的组成要素和内在原动力，极大地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价值创造，极大地节约了社会时间并拓展了人们活动的空间，从而使当代人类的生存、发展条件得到极大改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科学技术这柄“双刃剑”又造成了巨大的负面效应，使人类承担着巨大的科技代价。这些科技代价主要包括四个层面：主体在价值冲突或价值选择中，为了优先发展科学技术而不得不在一定程度上放弃对某些重要价值的追求（可称之为机会代价）；主体为了发展科技而必须作出的价值投入，即成本；主体在获取或享受科技成果的同时，不得不承担的科技负效应或负产品；由于人们的主观失误或错误特别是对科学技术的不合理应用所引发的耗费、损失或消极后果等。科学技术的创价与代价及其间的矛盾，在社会时空中比比皆是。其中则以近期创价与远期代价的矛盾、局部创价与整体代价的'矛盾最为引人瞩目。人们往往都以取得活动的最近的、最直接的效益为目的。那些只是在晚些时候才显现出来的、通过逐渐的重复和积累才产生效应的较远的结果，则完全被忽视了。这种普遍的急功近利行为和对超额利润的追求，不可避免地造成事与愿违的消极后果。就在人类陶醉于对自然界的胜利之时，自然界却经常对人类进行报复，人类活动的长远代价常常超出了其近期获得的有限的价值。正如每个人都可以切身感受到的：在现代社会，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使其创价、代价都呈越来越大之势，而后者如环境污染、生态失衡、能源危机、人口膨胀等愈演愈烈，使现代人类的生存空间和自由发展正遭受着严重损害。

　　从社会时空角度对现代科技合理性的反思，实质上是对现代科技对于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意义进行反思，是对现代人类的生存环境、生存状况和生存方式的合理性进行批判和规范。在现代科技合理性问题上，由于立场、标准、方法等的差异，人们往往莫衷一是：以罗马俱乐部为代表的悲观派，“他们在技术发展中首先感受到人与自然的异化，然后感受到人与其文化和环境的异化，最后是人与人性本身的异化”。由此，他们认为，现代科技在促进社会进步和人的自由的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社会代价，它使现代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社会空间遭到摧残、恶化，可供支配的社会自由时间也严重萎缩。因此，现代科技的发展和应用是不合理的，解决当前全球性难题等的必要的甚至是最主要的手段，就是限制乃至停止发展科学技术；而以贝尔、托夫勒、奈斯比特为代表的乐观派则认为：“事实上，技术的控制为人类控制社会、控制人类历史以及人类自身提供了模型。就如同技术在控制直接物质时带来进步一样，技术对人的控制、对人类社会和未来的控制将带来闻所未闻的繁荣和富裕”。在现代科技武装下的人类正以日益强大的力量使社会代价愈益得到有效的控制，人类活动的社会时空状况都日益获得改善。因此，现代科技是合理的，人类应当信赖、满意于现代科技。悲观派和乐观派各自强调并且都只是片面地强调了现代科技的某一方面，它们对科技合理性的理解在总体上都是片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