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考古使用了全站仪对考古现场进行全面测绘、进行三维激光扫描和航拍与航测。 海龙囤完全是一座城的建置。其规模庞大，占地1.59平方公里，城垣、城门、月城（瓮城）、衙署、军营、校场坝、敌楼等一应俱全。城墙状似“9”字形，绕山巅一圈，囤前留一条“尾巴”随山势逶迤而下，东南接山险，接近于“一字城”的设置。东西两端城墙保存较

　　完整处，高达七八米。囤后设后关、西关、万安关三关（后两关为吊桥关），两两围合为土城、月城，形成两重瓮城的格局。囤东上囤道沿城墙蜿蜒，必要处设以关隘，以扼其要，如今尚存者有铁柱、铜柱、飞虎（三十六步）、飞龙、朝天、飞凤六关。囤内沿城墙的高地及险要处，遗有“四角亭”

　　“绣花楼”等遗迹，可能为查看敌情的敌楼。囤内最核心的遗迹，是坐落于中央偏西处的两组规模庞大的建筑群，居南者当地人称“老王宫”，居北者为“新王宫”，彼此相距约200米。均因山取势，从东北向西南逐级抬升，占地各2万平方米左右。

　　“新王宫”是此次工作的重点区域。由于大量遗存裸露于地表，工作中采用了调查、勘探、试掘与发掘相结合的办法，基本厘清了它的总体格局。环“新王宫”城墙的发现，是此次发掘最大的收获之一，它框定了“新王宫”的范围，使厘清格局成为可能。城墙土石混筑，长504、宽近2米，保存较好处尚高出地表1米许，多处则未在地表留有痕迹，因此长期未被发现。“宫墙”围合的“新王宫”面积达1.8万平方米。其内建筑因山取势，大略分作五级，逐级抬升。其规制：正堂居中(今海潮寺)，前有天井，侧有两厢，中为甬道，前为九级踏道，前为大门，两翼有八字石墙，外接“宫墙”，门前复为踏道。正堂后有穿堂，后接建于高台上的后堂(F7)，此为正衙，面阔五间，明间设须弥座雕龙石榻，传为杨应龙“宝座”，今座尚存，榻已佚。此一组建筑构成“新王宫”的中轴线，方向为38°，正前有山峦遥遥相对。镇于“新王宫”中央的海潮寺始建于平播后不久的1603年，后历经多次重修。中轴线两侧由多栋建筑组合而成的数重院落栉比鳞次，不完全对称。后堂之右(背对“宝座”、面向大门之左右，下同)，有一方池(C1)，中央深陷，今仍为井，与其前一屋(F1)连为一体，池中之水用暗沟经F1底向右引出。F1与后堂间有小道间隔。F1前、正堂之右，为一组两进院落(F10)，正房(F10-1)居中，砖墙厚实，设考究石窗，其前两侧有廊，中为天井，前横一屋(F10-2)，再前为庭院，有踏道上下；正房内出骨质戥子1件，陶权2件，另有鹿角等；屋内地面经后期扰动较甚，中掘深坑；结合种种，疑其为囤中府库。F8前及其右侧，尚有房屋数组，或破坏较甚，或尚未清理。后堂之左，系一组四合院式建筑(F8)，由正房、左右两厢及“前廊”(破坏较甚，结构不明)组成，中央天井深陷，或兼具蓄水防火之功；天井内出石质砚台、青铜象棋子(仕)各1件，结合“严禁碑”中“书房听点题单”句，疑其为书房。以上F1、F7和F8共用一石砌台基，台基高约2米。F8前、正堂左侧，是一栋面阔五间的

　　建筑，仅局部揭露；其开间不足2米，颇显狭小，但做工极为考究，屋内墁砖二层(底层为长方形砖，上层为方砖)，间铺5厘米厚细沙；结合“左祖右社”的`普遍建置，颇疑此系供奉祖先牌位的“杨氏家庙”。F8左侧系一高台，因山所建的台基高约4米，民间称“三台星”(F17)，实为五台，逐级抬升，中央各设踏道；两侧山墙基用石雕枭混线，颇显精致；台之两侧前端设对称踏道，居左者通往“水牢”，实系一石砌券拱通道(L2)；《平播全书》记杨应龙自缢于“卧房”，明军攻破后，于“后房”得其尸首，知卧房居于新王宫后端；结合种种，疑F17即是土司寝宫。若推论不谬，则新王宫的整体布局遵循了“前堂后寝”的普遍模式。只是处于地形等因素的考量，寝宫未接后堂，而居于其左后方。“水牢”(L2)西邻F9，仅对其东稍间进行了清理，发现青花瓷片上万片，另有铁锅碎片、灶台、水槽等，表明此系一厨房。F9西端紧邻城墙处，有并列二坑，设进水孔和排水孔(排出城墙外)，疑系厕所。“新王宫”及其附近共探明房址20余栋(组)，限于篇幅不逐一介绍。二、价值及研究意义

　　海龙囤是一处融保卫国家利益与维护土司家族利益于一体，集关堡山城与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它是为巩固中国西南边陲而由中央政府和地方势力联合修建的防御性工事，它的修建因此融合了播州杨氏长期山城防御实践的经验积累以及当时中原普遍流行的筑城理念，以之为代表的山城与处在穆家川的平原城一起构成了播州杨氏的城邑体系，其内中轴线对称、正堂居中等做法，反映了土司对中央朝廷的精神认同。地方与中央的良好关系，在一定的历史时期维护了多民族国家的统一与繁荣。杨氏的防务智慧甚至影响到钓鱼城的出现，以及明清时代该地区数以百计的堡寨的修建，从这个意义上讲，海龙囤是中国西南山地建筑的杰出典范。

　　偏处西南一隅的海龙囤，与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息息相关，是中央与地方互动，家与国关系相互转换的重要场域，是中国唐宋羁縻之制和元明土司制度的产物，它完整见证了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政策由羁縻之制到土司制度再到“改土归流”的演变，也见证了杨氏家族统领下播州的辉煌与覆灭。

　　正因此故，海龙囤的发掘，对从考古学的角度推进西南土司的研究有着重大的历史意义。

　　就现实而言，结合申遗所开展的考古发掘工作极大调动了地方的积极性，使多方在文化遗产诸多问题上达成共识，对遗产保护产生了积极作用。发掘过程中所开展的一系列慈善扶贫及公众考古活动，在与大众的互动中回应了社会的关切从而强化了学科存在的价值，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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