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 讨论

　　4.1大学生生命意义状况

　　本研究显示有61.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的生活目标，9.0%的大学生缺乏生命意义感，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这与李旭等人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本调查得到有明确生命意义的大学生比例稍高，可能是因为所用研究工具不同所致。大部分大学生缺乏明确的生命意义感，表现为无主动寻找生活目的的意愿，生活空虚、无意义。当今大学生常感到精神疲惫、生活乏味，以至对生活的意义和生命的价值产生怀疑。这样的生命态度可能成为大学生人生发展上的重大隐忧，反映出生命教育的必要性。

　　4.2乐观在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间的中介和调节作用

　　本研究显示社会支持、乐观与生命意义感各变量之间两两相关均非常显著，表明大学生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使其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乐观也具有同样的作用。这与以往对大学生的研究结果基本一致。社会支持对个体的适应状况有普遍的增益作用，获得的社会支持越多，个体的适应状况越好，生活的幸福感越高，从社会环境中体验到的生命意义感也越高。同时，乐观者倾向于做积极正向的预测，能努力从事件中寻求收获和成长，看到生活的积极面，从而获得更高的生命意义感。三者之间显著的相关关系为后续的中介作用和调节作用检验奠定了基础。

　　中介作用检验结果显示，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通过乐观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家庭支持可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可见，不同类型的社会支持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作用机制不同。朋友支持和他人支持能提高大学生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生命意义感。对于大学生而言，长期住校使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局限在学校，更容易受朋友及学校层面社会支持的影响。一方面，当大学生体验到更多的朋友及他人支持（如朋友的关心、老师的表扬、同学的'帮助）时，会增强其对自身及未来的积极正向的感知，他们会以更乐观的态度对待生命，珍惜并感悟他人的关怀，进而提高生命意义感。另一方面，生命意义是个人主观建构，个体会按照自己的人格特质有选择地对事件进行认知加工。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因其积极的认知，能高度感知社会支持，更愿意接受来自朋友、学校及同学的支持，并且他们能正确地对这些支持进行评价，同时伴随着一定的生命情感体验。而家庭支持作为社会支持系统的重要一环，则不通过乐观直接预测生命意义感。这与高正亮等人以中学生为被试的研究结果不一致。虽然乐观形成于儿童期，受父母乐观榜样及提供的应对策略影响，但大学生与中学生群体有所差异。大学生自我意识及独立性进一步增强，他们更容易受朋辈关系影响，从朋辈处学习乐观的认知重建策略及积极的应对策略，使乐观品质在大学期间得以完善，但不愿受制于父母权威的影响。因此，家庭支持对大学生乐观有影响，但却无法直接预测。然而，本研究显示家庭支持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影响是根深蒂固的。家庭环境不仅是影响子女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也与大学生的生命意义有紧密联系。良好的家庭支持，不仅能使子女体验到生命的美好，唤醒他们愉悦的生命情感，找寻自己的生活目标，还能使子女感到自己是有价值的，更愿意自主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反之，成长在父母忽视环境中的大学生，时常感到焦虑、恐惧、带有挫折感，对待生活缺少成就感，对于生活目标缺少自己的主见。本研究结果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家庭是大学生获得生命意义的重要来源这一观点。 调节作用检验结果显示，乐观在家庭支持和朋友支持对生命意义感的影响中不起调节作用，在他人支持和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也就是说，在乐观水平较低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不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而在乐观水平较高的大学生中，他人支持能显著预测生命意义感。这可能是因为，高乐观水平者对社会支持高度敏感，且善于从生活中发现正性的信息，当能从老师、同学处获得良好关系时，就能迅速提高其生命意义感。而低乐观水平者通常压抑关于事件的想法，采用回避和否认的应对策略，当他人关心支持时，不愿与他人交流，甚至可能会拒绝他人，因此难以提高生命意义感。但乐观作为调节变量的解释量不高，可增加解释9.3%的变异，这也可能是统计误差所致，这在以后的研究中可以进一步探讨。

　　同一变量的中介和调节作用并不是相互排斥的。当某个变量在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同时具有中介和调节效应时，意味着自变量既通过中介变量间接影响因变量，同时自变量与因变量之间的关系又取决于中介变量。在本文中，中介效应模型验证了社会支持通过提高个体的乐观水平进而影响个体生命意义；调节效应模型则区分出不同乐观条件下，社会支持对生命意义的不同影响。综上所述，乐观是社会支持影响生命意义的一个桥梁，且会改变社会支持和生命意义的方向和强度，是个体健康成长的重要资源。

　　4.3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教育的启示

　　本研究针对大学生生命意义感欠缺的现状，探讨了乐观在不同社会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之间的作用。研究发现，生命意义既受个体所处社会环境（如社会支持）影响，也受个人素质影响。乐观等积极心理品质在环境与 []行为后果之间承担着重要的心理保护机制。因此，在开展生命教育时，一方面应该为大学生构建良好的社会支持网络，给予更多的关爱和支持。同时，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的直接预测作用反映出通过家庭进行生命教育的必要性。教育工作者应引导父母增强对子女的情感支持与鼓励，使子女在家庭中体验更多的亲情和责任，进而激发他们的生命信念，提升生命意义。另一方面，可以引入积极心理学的理念，关注、探索和培养大学生自身所具有的优势和积极的潜能，引导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自己，形成积极乐观的认知策略，以提高大学生生命意义感。

　　5 结论

　　（1）大学生生命意义感状况不容乐观，有70.8%的大学生没有明确生活目标甚至缺乏生命意义感。

　　（2）乐观在朋友支持与生命意义感、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问起完全中介作用，家庭支持对生命意义感具有直接预测作用。

　　（3）乐观在他人支持与生命意义感间起调节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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