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发展我国行政学的基本思路
1、理论研究不可懈怠,但要处理好民族化与国际化的关系。理解行政系统本身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情,这要求我们对行政学理论有较为一致的看法或较为一致的价值观念,否则行政认知会各
不相同,不但实践中难有疗效,即便交流和沟通也会困难重重。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行政管理实践积累了丰富的有益经验,应把这些有益经验进行系统化、理论化改造。用升华了的理论去指导新的实践,如此将大有裨益。当前,我国行政学研究更多的着眼于对西方理论的探讨,大有“崇西”的倾向,往往把西方理论舶来后,并未按照“引进――吸取――消化――创新”的逻辑来输入适合中国实际的理论。诚然,西方行政学研究主要是依附于“三权分立”理论极其相关实践,而我国的行政学理论研究更多地依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体系及其实践,这也成了中西行政学研究最大的不同。对于国外行政学理论,我们不能不加区别、没有批判地完全照抄照搬过来套用自身行政实践。就中国的行政学研究来看,更多以描述的方式或借鉴、或传接西方的成熟理论,缺少宏观上的系统考察,尤其是对原初理论的行政生态考察不足,致使行政学研究丛林现象频出,这也直接导致我国行政学研究裹足不前,难有突破,甚至饱受争议。从中国的行政实践反观中国的行政学,本土化、实践化的特性彰显不足,这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理论自身的发展。
2、行政学必须向行政实践摄取营养,同时要发挥对行政实践的指导作用。行政问题的广博性、复杂性和多变性为行政学研究提出了许多课题,既需要对行政实践有深刻的认知和把握,电需要对行政理论进行“去粗去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加工制作,这些都是复杂、艰巨的任务。伴随中国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深入的加快,行政学研究会越发的热起来,但无论如何都要注重理论研究的中国化问题。所谓的行政学研究中国化就是着眼于中国自身的行政生态来研究在此基础上产生的行政现象和行政活动,能够厘清行政过程中各要素的关系,阐介相关基本理论、对于相关行政问题能够提出有效的解决方案,等等。换而言之,要真正的发挥行政学的作用“就必须立足于转型期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变迁,关注政府系统外部因素的变化,关注这种变化对中国行政发展的影响力,力求准确地把握中国行政改革的基本动因。”必须清楚中国问题的特殊性,不能简单地用西方的行政学理论来解释中国的行政活动,不在语意上折腾,避免“执著于概念领域”的无休止争论,从“问题――理论――问题”的逻辑思考问题,而不应从“理论――问题――理论”的逻辑上思考问题,防止只注重理论而忽视问题的情况发生。
3、注重帮扶,为行政学研究提供资源保障。行政学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在本科生培养、研究生培养上都有很大的不同。本科毕业生就业情况不容乐观,这也直接阻碍了行政学研究的人群扩大,行政学专业就业不容乐观的形势逐渐向硕士和博士逼近。就业的出口直接影响着行政学的人员入口,很多人可能喜欢行政学,但碍于就业压力可能就要转投别的专业。加之公务员考试过程中,对行政学专业的要求并未占据优势,多数情况下,只要与行政学相近或相关的学科都可以考相近的职位,这样一来,行政学的优势在公务员考试中并不能体现出来,而专业所学也未必能够派上多大用场。行政学的专业出口问题直接影响着行政学专业的人口,因此,必须加大资源保障力度,使从事行政学研究的人多起来。可以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探讨:一是对行政学研究给以资金保障。行政学研究得好的国家和地区,往往是因为行政学研究得到了政府、基金会等的资金支持,而我国在行政学研究的主体依靠上也是政府、科研院所、高等学院、校等,从另外一个侧面可以说我国行政学研究的资源主要来源于政府的补偿性供给,而在行政学研究的创收上还非常不够。二是为行政学研究拓展空间。对于行政学而言,不能只是关起门来搞研究,必须与行政活动相结合,不能一味的“出点子”,还要深入行政实践,深入政府,了解行政实践中所面临问题的来龙去脉,在理论上进行诠释、阐介是非常必要的,至于改革的流程、改革的内容、改革的方向等内容都需要在理论上尽可能的“说得清楚、讲得明白”,否则只能是盲人摸象,摸到哪儿算哪。三是把行政学培训作为政府的一项常态工作。比较而言,公务员是最应该掌握行政学知识的群体,而在现实中却往往不是这样。可以说行政学培训是必要而重要的,通过培训可以使政府内部的“明白人”多起来。这样,政府在出台政策、执行政策的过程中,能够有效地落实政策,防止出现对相关政策的“非故意误读”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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