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豫商精神的发展

　　隋唐和北宋时期，中国结束了自汉末以来长达几百年的混乱割据，重新实现了大一统。这一时期，社会稳定，为中国商业的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保障。大量水利工程的兴建保证了农业生产的命脉，生产技术的进步提高了农产品及手工业品的产量。京杭大运河的修建沟通了南北水运，为南北方的商业来往提供了水上大动脉。遍布全国的驿站旅馆不但为商人提供了温馨的港湾，而且还是商业向偏远地区发展的触角。统一的货币制度为商品交流提供了更加便捷的平台。中国的城乡经济呈现出欣欣向荣的气象。城市了出现了夜市及最早的银行——柜坊，农村出现了定期举行的草市。中国的商业跨出国门向国外发展，中国商人的足迹遍及当时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大量外国商人到中国贸易，与中国互通有无，进一步促进了中国商业的发展及中外经济交流。真可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

　　这一时期，作为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河南的农业和手工业也取得了长足进步，业已形成的豫商精神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为国出力是豫商精神的要素之一，这条要素改变了政府对商人的偏见。唐太宗就曾经昭告天下要求给予对国家有贡献的商人奖励。唐太宗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社会对于经商的成见，提高了商人的社会地位，鼓励更多的人从事商业。农业生产本身比较辛苦，再加上这一时期农产品商业化程度较高，利润丰厚，很多百姓纷纷弃农经商，投身商海，这就进一步扩大了豫商队伍。

　　豫商精神中的诚信经营在这一时期得到了发扬光大。有个姓孙的豫商在开封经营酒店，依靠诚信打开了市场，吸引了众多回头客，因此受到了皇帝的嘉奖。一家樊姓茶楼的老板因拾金不昧而名扬天下。福建李氏在该茶楼饮茶，把贵重物品遗忘于此。事后李氏发现时人已在外地，遂认为不可追回。几年后，李氏又到开封，碰巧又在该茶楼喝茶。在与友人的闲聊中，李氏说起了当年之时。茶楼老板听到之后，就细问了李氏丢失物品的特征，李氏一一作答。答对之后，茶楼老板就归还了李氏所遗忘的物品。茶楼老板的行为使得李氏惊叹不已，当即拿出酬金，却被老板拒绝了。老板说经商当以诚信为本。彼时的众多文献记载了豫商的诚信。《东京梦华录》曾记载一事：“正店酒户，见脚店三两次打酒，便敢借与三五百两银器。以至贫下人家就店呼酒，亦用银器供送。有连夜饮者，次日取之。诸妓馆只就店呼酒而已，亦复如是，其阔略大量，天下无之也。”

　　有些豫商因为能够预测市场行情，及时把握供求关系而发财致富。周景就是这类豫商的代表。汴河疏通后，周景预计汴河将成为商业流通的黄金水道，而在汴河周围尚没有一间仓库。周景抓住商机，在汴河边兴建了一个大型的客栈——十三间楼。十三间楼既提供食宿，又提供存放货物之处，且卫生安全。十三间楼很快引起了在汴河上来往的商人的注意，他们纷纷把货物存放在这里，不时在这里食宿。周景靠十三间楼迅速成为一代富商。

　　南方的金橘清香味美，豫商为了赚取，不辞劳苦，千里迢迢将其运到开封。橘生南方，作为北方人的开封人此前并没有吃过金橘。因而，起初，金橘在开封没有打开市场。但是豫商并不失望气馁。他们知道金橘的质量，相信一旦宣传开来，金橘必然会畅销。豫商通过关系将金橘进献给宋仁宗的宠妃张贵妃。张贵妃在食用了金橘后赞不绝口。这样，金橘依靠豫商的智慧得以进军开封、河南以至北方。市场打开之后，如何保证金橘的供应则成为摆在豫商面前的一道难题。豫商经过多次摸索，找到了长久储存金橘的方法。欧阳修的《归田录》留下了这样的记载：“其欲久留，则于绿豆中藏之，可经时不变，云：‘橘性熟，而喜性凉，故能久也。’”

　　河南是京杭大运河的中心，京杭大运河把河南与中国其他地方有机地联系起来。南来北往的货物大都是先运到河南储存起来，然后再通过运河转运到其他地方。大运河的繁忙造就了更多的豫商。有些豫商与官府合作，用官船运送货物。单干的豫商则成立自己的船队，主营茶叶、丝绸、瓷器、漆器及南北方的特产。由于水路畅通，货物吞吐量大，很多豫商的船队都是满载而归。当时政府对于盐业不征税，一些精明的豫商从中嗅到了商机。他们投身盐业运输，在繁忙的大运河上找到了一条致富之路。可以说，当时京杭大运河的主力军就是豫商。豫商带动了河南经济的发展，促进了中国南北的经济交流。特别是在灾荒的年份，豫商把富裕之地的粮食运到受灾之地，一方面赈济了灾民，另一方面，也赚取了合理利润，推动了商业的繁荣。《新唐书》对此有记载：“河南通商之后，淮南诸郡，米价渐起。”

　　开封和洛阳是当时河南乃至全国两大著名的商业都会，在国际上的知名度也很高。开封当时有150万人口，居世界第一，达官贵人如云。这些人生活奢侈，消费量巨大，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开封商业的繁荣。开封的商业突破了过去市坊分离的格局，打破了经营时间和地点的限制，通宵营业，随处可见店铺。大大小小的豫商抓住时机，在开封进行商战。豫商为开封的繁荣和发展贡献了力量，在开封的大街小巷、桥津渡口到处可以看到豫商的身影。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开封的繁华，而图中的诸多人物无疑是豫商。开封经济的发达吸引了众多外商。一些犹太人也前往开封做生意，他们带来的物品主要是“西洋布”。“‘西洋布’就是棉布，中国人到14世纪才会种棉，因此‘西洋布’便是一种稀有的物品。”这些经商的犹太人在开封定居下来，一直延续到现在。目前，对于开封犹太人的研究已经成为国际显学。这不能不说是河南商业史上的一段佳话。

　　洛阳在城市布局中突破传统的桎梏，专门建立了商业区。洛阳市有三大商业区：南市、北市、西市，它们的规模很大，客商云集。南市方圆6里地，紧邻着通济渠，渠上百舸争流，来往的商船络绎不绝。进入南市的大门有12个，南市之繁华由此可见一斑。在三市内，店铺密集，人流如织，各种货物应有尽有。商业的繁华使得营业面积显得紧张，一些聪明的豫商就在店外摆摊经营。在这一时期，豫商的权利观念日益提高，他们意识到，要保护自己的切身利益，必须成立自己的组织。于是，各种行会纷纷成立，如米行、药行、香行、谷行、丝绸行、瓷器行、铁器行等。一些豫商顺应经济形势的发展，迎合百姓的消费需求，开设了酒肆、旅店、小吃店等，这些都是过去所没有的新现象。洛阳在豫商的推动下显得日益繁华，很多外商也经常到洛阳做生意，洛阳遂成为著名的国际贸易城市。随着外商的到来，基督教也传入中国，这是基督教第一次入华。基督教徒在经商的同时也宣扬基督教义。洛阳凭借商业繁华引进了基督教，这在中外文化交流史和豫商史上是个奇迹。洛阳对外贸易的商品主要是丝绸、瓷器和唐三彩。在当时的中国，丝织品的主要生产地不在南方，而在河南。河南的丝织品不但质量上乘，而且种类和样式繁多。河南丝织品的集散地以洛阳为中心。来自欧洲、亚洲、非洲的商人在洛阳大量收购丝织品，而一些豫商则不失时机地把丝织品运往国外谋利。这些豫商外销丝织品的地区主要是西域及其以西的国家，所以我们通常所说的`“丝绸之路”也包括洛阳这条路线。从这个意义上说，洛阳是丝绸之路的东方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