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关于命运的知识 尽管在表面上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也" 关心自然存在，但实际上真正关心的是人类自身的命运，因此，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是关于命运的人文知识 （knowledge of fate）而不是关于事实的知识（knowledge of fact）。

　　科学才能够成是关于事实的知识，但这种关于事实的知识最后总是要按照关于人类命运的知识而服务于人类的目的，这一点恰恰说明了人文知识作为关于命运的知识的重要性（科学发展所带来的各种危险问题都是要由人文来思考的问题）。如果一种知识是科学，那么我们至少期望它在可控制的实验条件下总能够产生可重复的结果，而在不能充分控制的自然条件下则能够在概率上可以预测结果。科学预测虽然经常出错，但这只是因为自然情况太复杂而不能完全计算。当社会科学被类比为科学时，人们就会错误地以为社会科学所以更不可靠仅仅是因为社会生活比自然更加复杂。社会是否比自然更复杂，这不重要，关键的不同之处是，在生产科学知识时，认识者是把握着知识局面的主体 （subjectivity）而自然是被动的客体（objectivity），自然的秘密虽然隐藏着,也许永远不能完全知道，但谜底就在那里等我们单方面去猜。这样一种主体---客体关系只是科学的知识论基础，但却不是人文社会科学的知识论基础。 对于人文知识来说，知识就是关于人的知识，被认识者同时也是认识者，在认识自己时自己会不断变化，认识他人时他人也在认识你，这里是一种互动（interactive）的关系，单方面的主体不存在，甚至无所谓共同合作去理解对象的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而只有或合作或不合作的生活/知识博弈"各方"（players）。这样就产生了命运，由各方的创造性行为造成的不可测的命运。而人文知识就是互相猜度、隐瞒、诱导、欺骗、劝说、暗示、策划、解释、论证、信任和威胁等等试图把握命运的技艺，从更大的规模上说就是创造观念和价值体系、建立制度和规则、造成行为模式和生活意义的创造命运的艺术。这样一种生活博弈的知识，关于命运的知识就是人类的自我认识，它是创造性的，因此在这里知识和艺术已经一体化了。当假定人是理性行为者就形成经济学特别是博弈论知识；当考虑非理性原因时就形成心理学特别是精神分析知识；当以政府和社会集团利益为重就产生政治学；当考虑到阶级意识和个人立场就形成批评理论，如此等等，进一步说，各种人文知识或社会理论并没有一致的立场，但都是正确的，因为需要考虑的事情和事情的角度总有不同。这个"因事而异"的人文知识原则已经由老子给出了最好表述： 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 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5 当然哲学总要追求总体的理解，但按照中国的哲学精神，哲学不是去追求关于各种或所有事物的概括性理解（universal and general understanding），而是要追求驾驭各种不同的道的一贯性理解（consistent and continuous understanding）。在这里，可以非常清楚地感觉到一种与追求"本质思维"的西方哲学完全不同的追求"形势思维"的中国哲学志向。人文知识既是对命运的理解，又是对命运的参与行为。知与行是互动的过程，于是，知识论就需要一种根本性的重新理解。

　　4）事后真理（the truth ex post） 一个直接的改变是，人文知识的对象不是事物和世界，而是事物的价值或意义，其实就是命运。

　　科学意义上的真假概念在这里变得不重要了。当一个人文命题谈论了某个事物，它是否非常"符合"事物本身，是不重要的，关键在于它如何"引用"了这个事物，这个知识行为改变着人类命运。知识论问题的发展总是很容易转向信仰或意识形态问题，这是人文知识的逻辑。 考虑早已由希腊哲学表达了的知识论基本难题：既然真知识是我们不知道而要寻找的，那么就不可能知道哪一个主观意见（doxa）表达了真知识 （episteme），或者不可能知道哪一个logos是真正的logos。由此可以推论，不可能靠讲道理来保证一种观念胜过另一种观念。历史事实说明了人们的实际解决：基督教曾经成功地把知识问题变成信仰问题，它使人们相信，最终的解释既然超越了知识而总是不可思议的（absurdum），那么相信那种不可思议的东西能够使生活获得一种意义而不是失去意义，相信则多得；同样，现代社会制造了万物皆商品和个人主义意识形态，这两种意识控制了现代知识结构和知识生产方式。信仰或意识形态都是终结思想的办法，讲道理最后不得不以不讲道理来结束，知识生产最终依靠某种权力支持。福科关于知识/权力的互动关系的论述揭示了知识的这种令人失望的不纯品性：知识 并不是关于事物的单纯认识，而是不纯洁的社会中的一个不纯洁的部分。 在知识和意识形态（政治的、伦理的、宗教的等等）的知识社会学关系至少意味着两个基本哲学结论：知识和价值终究是不可分的；并且知识和行动是不可分的--中国哲学从来都这么看问题。如果承认这两点，西方知识论就会遇到巨大的困难。按照西方知识论，真理大概可以说成"把是的说成是的"（无论是符合事实还是逻辑必然）。这种真理概念当然不错，但仍然不得要领，关键在于，人文知识的对象不是一个给定了的可能世界，而是永远未定的可能命运，是许多可选择的可能生活，于是，人文知识对象不是预先摆在那里的，而是人文知识自身正在或准备要创造出来的，因此，真理不是与一个预先存在的对象的比较结果，也不是由一个预设逻辑地或先验地包含着的结论，而只能是一个事后真理。真理就是"把做成了的说成是的"。维科早就敏感到了这一点：真理即成事（verum/factum）。中国人知道天命终究由成功来解释，所谓成王败寇，差不多是这个意思。 事后真理意味着，一种人文知识在它成功地塑造了某种历史事实之前，不可能被证明为真理，而一旦塑造了历史事实，就历史地成为真理。因此，人文知识是在与事后的对象比较时才能被证明为真理的。这意味着知识论的结构必须颠倒过来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