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语言的多义性

　　尼采的差异思想还表现在他的语言观中。尼采登上哲学舞台之际，正是现代文明语言大行其道之时。在尼采看来，文明语言的最大疾患在于它的极端逻辑化。所谓逻辑化，就是虚假同一的强化。尼采立志铲除这种逻辑化、概念化的语言，恢复语言的多义性和不确定性。

　　尼采在题为“真理和谎言之非道德论”的札记中详细讨论了语言从隐喻（Metapher）产生的过程和语言的隐喻实质。“隐喻”是一个哲学概念，其主要特征是任意性。尼采认为，作为语言单位的词仅仅是事物的隐喻。他分析道：语言创造者命名的只是事物与人的关系，为了表达这些关系，他动用了最大胆的隐喻。首先是神经刺激转变为视觉形象，这是第一个隐喻，而视觉形象又在声音中被摹写，这是第二个隐喻。每一次转变都是从一个世界毫无保留地一跃置身于一个全新和不同的世界中。“在语言问题上，我们全都和聋人一样。当我们说树、颜色、雪和花时，我们自以为我们知道有关事物本身的某些事情，而实际上我们所拥有的只是关于事物的隐喻———与原始实体相去十万八千里的隐喻。事物自身的神秘的X，首先显现为神经刺激，然后显现为视觉形象，最后显现为声音。”[2]（P104）尼采的意思是说，语言符号指的是神经刺激，并不是事物或事物的概念。外部事物作用于人的机体，造成神经刺激，它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唯一连接点。当人先是把神经刺激同视觉形象结合起来，随后又把一些相似的视觉形象同一个声音表象结合起来，词便产生了。因此，语言的发生绝非是逻辑的，语言的本质也不是表达对象性质的“逻各斯”工具，而且其功用也不可能揭示出事物本质。

　　词作为“神经刺激的声音摹本”还只是语言这种隐喻产生的初级阶段。“一旦词不被设定用作它从中产生的独特和全然个人的原始经验的提示物，它就立即成了一个概念，或更确切些说，当词需要同时适应数不清的多少相似———实际上就是从不相等因而完全不等同———的事例时，它就成了一个概念。”[2]（P105）比如“叶”这个概念的形成，现实世界中“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叶子”（莱布尼茨语），各个叶片千差万别，其颜色、形态、大小各异。“叶”这一概念其实是通过任意摈弃每一片叶子的个体差别和忘掉各种独特的方面而形成的。“叶”这一概念一旦形成便唤起了一种观念，即认为在各种叶子之外的自然中还存在着“叶”，它甚至成了各种叶子的原因。所以尼采说：“一切概念都来源于差别物的等同……我们获得概念也和获得形式一样，靠的是忽视那些个体性的和现实的东西。”[2]（P107）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原初语言是神经刺激的“隐喻”，它与情绪冲动、需要、感觉结合在一起，反映了人们的感觉和体验的个别性、多义性。但是，随着语言的使用，语言起源和本质上的隐喻性质被遗忘了，语言与生命冲动、情绪冲动、需要、感觉日趋隔膜。现代语言是逻辑化、概念化的恶性膨胀，语言完全被逻辑所操纵，它消灭事件的个别性，制造虚假的同一性，消灭我们感觉和概念的个别性，制造相同的思维模式。对此，尼采切痛地指出：语言到处都生了痫，而且在整个人性发展中留下了这可怕疾病的痕迹，现在它再也不能独立做到使受需求支配的人彼此通报最简单的生命冲动，人在其需求中再也不能靠语言来自我介绍，因而再也不能真正地自我传达。

　　尼采力主破除语言的遮蔽，突破概念化、逻辑化语言之网，恢复语言的歧异性、差异性。他的这一主张深深地影响了后世的海德格尔、迦达默尔、后期的维特根斯坦、后结构主义者等。海德格尔指出：现实语言的生命在于多义性，活生生的、游移不定的词转化成为一种单义的、机械凝固的符号系列的僵硬性，乃是语言的死亡、此在的冻结和荒芜。迦达默尔强调：解释学的真理正在诗歌语言的歧义性之中。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的意义归结为用法，他重视语言在多样话语境中意义的差别性。在后结构主义者看来，意义的不确定性和多元性是语言所固有的，是符号的网状复杂性的产物，他们极力恢复语言的能产性。

　　总之，在尼采看来，语言具有多元性、非逻辑性、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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