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析个人利益保护论文

分析个人利益保护论文(2)

时间：2021-08-31

　　无可置疑，“大公无私”、“以大局为重”的精神理念，仍是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精神文明建设所倡导的主旋律。公共利益至上的观念在我国有更多的社会基础和文化积淀，对我们的法官影响也更深。以保护既存的公共利益为立法初衷的情况判决制度的设置，不能不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然而诚如有学者所说的那样，“个人利益服从国家利益只能是体现一种道德上积极的观念，从法律公平和正义的角度看，却未必可行。”1

　　国家的存在、法律的设置，从根本目的上来讲是在对个人权益的实现，从而个人权利以及其后所隐含的个人利益应被作为公共权力的起点和终点，这是逻辑上的必然。如此一来，如果我们单纯以公共利益为理由来否定个人利益，不仅会损害个人追求利益的积极性，进而导致社会利益总量的下降，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国家和法律的异化。

　　情况判决即是以利益衡量之法解释方法来解决行政争议的判决。利益衡量在行政个案中的最大意义在于当涉案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尽量地在二者之间寻找到妥协的方案，在确保优位利益的同时把让位利益的牺牲程度降低到最小限度。也就是说，“利益衡量的结果应使各种利益尽可能的最大化”。2而就笔者的.理解，利益的最大化应指的是社会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把它放在情况判决中利益衡量的领域上来讲，也就是要求利益衡量的结果选择，应以衡量对象对促进社会整体利益增进的增进量或减少社会整体利益损害的减少量的大小为依据，而不能简单仅因为是涉及到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就忽略对个人利益的关注。

　　基于此，笔者认为公共利益至上的绝对主义是极不适当的，在公共利益并不存在恒定的优位位阶，它并不能够独立成为否定个人利益正当的、充分的理由。因此，“在特定条件下，当国家利益与个人利益发生冲突时，国家利益应当优先得到保护，但在一般情况下，法院应当通过利益衡量来确定优先保护国家利益还是个人利益。在个人利益可能遭受重大损失的时候，也应当予以保护”。3这也就意味着，情况判决之所以对公共利益予以倾向性保护，并非在于或仅在于公共利益的性质，而是基于某种衡量之后的一个选择。

　　个人利益应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当中，关注个人利益是选择适用情况判决的重要因素。我国情况判决制度法律规定中对公共利益的损失程序判断标准未作明确规定，不能不说是立法的一个缺憾。之所以对公共利益损失程序的判断标准给予关注，是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司法解释第58条对情况判决限制以“将会给国家利益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失”这另一前提条件，这当中有个不言自明的暗示：如果该损失未达到“重大”之程度，则不得适用情况判决。同时《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9条规定，“根据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判决撤销违法的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将会给国家利益、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失的，人民法院在判决撤销的同时，可以分别采取以下方式处理……”比较这两条司法解释的规定，我们可以看出，对公共利益所造成的损失是否达到“重大”之程度，是否撤销被诉行政行为，是否适用情况判决的关键因素之一；其二，情况判决实则是对宪法共同所保护的个人利益和公共利益进行衡量之后的结果。而从逻辑上讲，“衡量”应该是双方或多方之间相比较的过程。如果缺乏相应的参照标准或衡量对象，所谓“衡量”也只能沦为单方面的意志判断。或许我们可以从抽象的层面，用比例原则对以“公共利益”或“公共福祉”为理由限制个人合法权益的情况判决予以拘束，但如果缺失具体、客观层面上的规制，情况判决的适用则可能因全系于法官的主观价值判断，缺少一般的根据而难免会落入脱离法治的窠臼；其三，公共利益的抽象性决定了在公共利益界定方面存在着必然的自由裁量空间。这即意味着我们只能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过程中进行客观规制，才能真正在防止情况判决的被滥用方面有所作为，以保护个人利益不受看似合法却实则违背立法意旨和立法精神的伤害；其四，公共利益与人个利益是行政权力运行的并行目标，任何偏废与立法意旨都是相违背的。由此情况判决在同受法律保护的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所采取的妥协方案应是对二者进行“衡量”而非“取舍”的结果。但公共利益与私人利益是性质不同，二者难以进行直接的比较，所以确立一客观标准具有了重要的意义。由此看来，对情况判决中涉案公共利益的损失程度这一客观适用条件的判断标准予以明确的规定，是严格情况判决适用条件，更好实现情况判决制度立法意旨的关键步骤之一。

　　对公共利益损失程度的判断，日本和我国台湾均以“考虑原告所蒙受的损害的程度，其损害的赔偿或者防止的程度及方法以及其他一切情况”（日本《行政案件诉讼法》第31条）、“经斟酌原告所受损害、赔偿程度、防止方法及其他一切事情”（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198条）作为利益衡量参照的标准，这一点值得我们借鉴。即在我国情况判决的适用条件或法律适用过程当中，应把原告方的个人利益纳入到利益衡量的过程当中，考虑原告方所受的损害程度、其损害赔偿或防止的程度及方法等一切因素。一方面是为规制情况判决制度的滥用，另一方面则是对情况判决中的个人利益予以应有的关注和保护。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个衡量比较的过程当中，应该杜绝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取向，去追求利益衡量所谓的“利益最大化”。首先，公共利益包含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等多方面的内容，法律的尊重、法治的维护也是公共利益内容之一。其次，单纯以经济利益为衡量标准会造成法律价值的扭曲，在一个以经济效益为取向的分析方法中，由于政府“实行程序所花费的成本，比私人因此所得到的利益更为明显可见，而且政府的负担是较不可避免的……从而（使）不可避免的行政成本重于个别程序保障所导出价值，而使程序的保障相形之下被牺牲”1，而最终导致“原本应该受到正当程序条款保障的私人，反而失去践行程序的权利”。2即如果单纯以经济效益为取向，去追求利益衡量所谓的“利益最大化”，很容易会造成近乎所有的衡量结果都对政府有利，而使得个人合法的利益在实质意义上被架空，从而使情况判决沦为法院对剥夺个人合法利益行为正当化的手段，最终落入司法恣意的窠臼。故此，我们在进行利益衡量时，应对其适用的范围、必须考虑的要素作更为严格和周全的设置。这当中有学者认为“如果个人利益因为涉案行政行为的撤销，也可能造成重大损失时……也应该适用情况判决”3的观点，就是单纯从经济效益的角度来理解“利益最大化”，从而扩大情况判决适用范围的典型表现，笔者认为该观点值得商榷。至于涉案第三人的利益损害应如何处理，因属于另一层面的问题，在这里不作深述。　　四、结语

　　回归到“开发案”中，可以认为本案之所以适用情况判决，并非仅因为“小北街改造”这一开发项目是属于“公共利益”，而是经过衡量该公共利益“如判决（被告行政行为）撤销可能造成重大损失”之后所作的法律适用。我们姑且不论本案中对该“公共利益”的界定是否合适，纯粹从法律适用的逻辑这一点上来看，根据我国现有法律的规定，该案的判决结果无疑是正确的，由于法律规定缺失，法院在处理过程、判决理由中没有交代个人利益在利益衡量过程中的作用。

　　对公共利益损失是否“重大”的标准的界定是“开发案”审判应考量的焦点所在。然而一审过程中法院的判决理由只列举了“小北街改造”这一开发项目是属于“公共利益”、“如判决（被告行政行为）撤销可能造成（该公共利益的）重大损失”，但对该可能损失程度之所以能够界定为“重大”的参照标准和论证过程并未作以说明。二审中二审法院认同该理由成立但同样也未对此两个方面进行说明。在目前，对这个标准的把握和过程的论证，我们只能冀求在法官“心证”过程中能够存在并得以良好的运用和运行。这固然是我国行政审判书本身的沉疴所在。而笔者认为，由于公共利益本身固有的抽象性，出于对个人利益保护之目的，应该更多地在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衡量标准中注入更多的客观因素，把个人利益纳入到利益衡量的序列当中，明确利益衡量应考量的因素，以图缩小法官在情况判决中可以自由裁量的空间，为情况判决立法初衷的正当实现提供更多更为务实的保障，而把它在法律中予以明确规定，则是实现这一目的的最好途径。

　　1「中国台湾」翁岳生主编：《行政诉讼法逐条释义》，五南图书出版公司2003年版，第562－563页。

　　1甘文：《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2期，第144页。

　　2甘文：《利益衡量与司法审查》，《行政执法与行政审判》，2003年第2期，第156页。

　　3甘文：《行政诉讼法司法解释之评论——理由、观点与问题》，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第167页。

　　1叶俊荣：《环境行政的正当法律程序》，自印本，1997年版第79页。

　　2胡玉鸿：《关于“利益衡量”的几个法理问题》，载《现代法学》2001年第4期，第37页。

　　3余凤、李晓萍：《行政确认违法判决中相对人利益保护问题研究》，载《民主与法制》，2006年第10期，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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