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王尔烈文化形成的地域文化影响

　　中华文明绵延五千年，不同地域都有其气质独特的历史轨迹和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由于特定的地理环境、气候物产、矿藏资源和地域历史文化的积淀，中国文化历来就存在着南北特性差异。至于北方人的豪爽大度，特别是东北人的粗犷豪放，以及南方人的细腻机敏，只是源自文化特性的差异而形成的性格上的不同特点。关东文化以鲜明的地区特点和传统的民族特色而独树一帜，是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而又魅力无穷的地域文化的典型代表。关东文化始终以辽东文化为主导，既有辽东文化的遗存，又有中原文化的浸润，还有江南文化的渗透。只有根植沃土，才会枝繁叶茂，辽阳地域文化的滋润，对王尔烈文化的形成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关于辽阳的地域文化，我们不说别的，只说东北的流人文化，因为这样可以让人窥一斑而知全豹。

　　洪武四年(1371)二月，明王朝在辽阳设置辽东卫指挥史司。同年二月，将辽东卫改为定辽都卫指挥史司。洪武八年(1375)，定辽都卫指挥史司又改为统辖整个东北地区的辽东都指挥史司。“辽东都司是明代流人最为集中之地，而25个卫中流人最为集中之卫有由定辽左、右、前、后、中5卫组成的辽阳，另有铁岭、三万、辽海、沈阳等卫。"

　　下面，我们列举明代几个跟辽阳有关的文化流人，以此说明流人文化对辽阳地域文化所产生的影响。一是卞士亨。卞士亨是明代有文献可考的较早流人，在洪武四年(1371)前后，被朱元璋遣戍辽阳，十年后遇赦还乡。二是黄正色。黄正色(1501-1576)，明无锡(今属江苏)人，嘉靖八年(1529进士。嘉靖十七年(1538召为南京监察御史，嘉靖十八年(1539)被遣戍铁岭卫。在戍所三十年，穆宗初召还，迁南京太仆卿，致仕卒，留有《辽阳稿》，后祀辽阳三忠祠。三是黎贞。黎贞，广东新会人，洪武十八年(1385遣戍辽东，洪武三十年(1397被赦归。黎贞在辽东十三年，写有大量的诗篇，其中包括一百韵、一千字长诗《辽阳寓怀》。以下三人是受“李福达狱”案株连而同时滴戍东北的徐文华、刘琦和程启允。他们意气相投，患难与共，在戍所又过从甚密，诗酒唱和，又于嘉靖八年(1529)共同参与《辽东志》的编写工作。徐文华，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大理评事，耀监察御史，巡按贵州。嘉靖六年(1527)被遣戍辽阳。徐文华“‘有节操，工诗文’，在戍所日以吟咏为事”，留有《辽阳集》。刘琦，陕西洛川人，正德九年(1514)进士，嘉靖六年(1527)遭遣贬，“戍沈阳卫十余年，讲学不辍; 嘉靖十六年(1537)赦归。程启允，嘉定州(今四川乐山)人，正德三年((1508)进士，嘉靖六年(1527被滴戍抚顺，十一年(1532移居沈阳中卫之浦河千户所，十五年(1536)迁徙锦州，同年，与徐文华、刘琦同游千山，写有《游千山记》，《辽阳县志》收有此作，《辽东志》和《全辽志》亦收有三人诗文。如此之多的文人雅士遣戍辽阳乃至辽东，带来了先进的中原文化，成就了辽阳乃至辽东的文化繁盛。同时，“他们以卓越的学识和高尚的品格，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给人以奋斗的勇气和前进的力量。

　　到了清朝初年，从顺治元年(1644)起，辽东进入了为期25年的经济再建时期。“清廷于这个时期将大批流人遣戍到辽东，尤其是辽东的盛京与尚阳堡。”“除此二地外，还有铁岭、抚顺、辽阳等地，也是此期重要的戍所。”康熙时期，文字狱频兴。雍正时期，陆续发生了三次文字大案，其中两次的涉案人员都被遣戍辽东的宁古塔。由于文字狱迭出，动辄得咎的数以万计的东北流人作为开发边疆与传播中原文明的使者与先驱，对辽东乃至关东文化的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做出了巨大贡献。东北流人将以中原文化为主体的流人文化与当地本土文化碰撞、交流、影响、融合，从而形成了文化新质。

　　王尔烈生活于乾隆时期，正值“落日的辉煌”时代，其间“不仅政权已很巩固，社会经济亦发展到顶点。同时，文化上也达到有清一代的极盛时期”。乾隆帝不但是中国历代帝王中寿命最长和实际执政时间最久的皇帝，而且是康乾盛世“奇异的悲歌”的终结者。在执政的60年里，他“励精图治，开江拓宇，四征不庭，睽文奋武，于斯为盛”，在传承、创新、发展华夏文化方面，取得了彪炳史册的辉煌成就。一是继承和弘扬了以儒学为宗的传统文化，融入了周边民族的多元文化，从而铸就了文化伟业，开启了一个璀璨恢宏的文化时代。二是“开设‘四库全书馆’，收辑遗书”，编纂巨峡《四库全书》，在“客观上为整理和保存中国古代文献作出了贡献”。三是乾隆帝才华卓异，痴迷书法，热衷诗文，既是清朝一国之君，也是文坛高产大家，自内廷到御苑，从塞北到江南，其墨迹之多，在历史上罕有其匹。他撰写的文章，不包括《清高宗圣训》300卷在内，就有1350余篇;他留有诗作四万二千多首，几与收诗四万九千多首的《全唐诗》相坍。《清史稿》对乾隆时期文化的评价是:“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驾汉、唐”。然而，不可回避的是，乾隆时期，“与编纂《四库全书》并举，文字狱也更为严厉”，“从乾隆六年至五十三年，共有狱案六十三起，深文周纳，罗织定漱，士气之消沉，莫此为甚”，致使“文治”未免有些黯然失色。清代诗人龚自珍的名句“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就是对清代文字狱后果的真实写照。无疑，璀璨恢宏的文化时代为王尔烈文化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至于王尔烈现存诗文大多脱离不了“颂圣”的主题，固然与其思想上存在的局限性有关，但惧怕文字狱催祸应该是个中最主要、最直接的原因。

四、结语

　　辽阳不但是文人雅士的集聚之地，而且是东北文化的荟萃之域。“千百年来，辽阳先民就在这山水之间繁衍生息，辛勤劳作，聚存了丰厚的文化积淀，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鉴于历史难以留下所有创造者的声名，于是人们就将群体的创造附丽于文化名人之身，这是后人既无奈又智慧的选择。辽阳肥沃的文化土壤和优越的人文环境，使王尔烈自幼得天独厚地饱受着充满勃勃生机和乡土气息的文化陶冶，从而形成了极具魅力的王尔烈文化。同时，王尔烈文化也进一步丰富和充实了辽阳历史文化的资源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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