祠祀的形成

　　早在原始社会时期人类与自然同处于一种既隔绝对立又浑然一体的矛盾状态，又因其文明的低下而无法窥探自然界的奥秘。便常以自己的思维去比附周围的世界，于是只能简单地把物看成是有灵的，与自己相关的生命体。对于原始人类来说自然不仅有生命，而且是巨大而神秘的，对人具有不可抗拒的威力和魅力，“精神在物质重量下感到压抑，而压抑之感正是崇拜的起点。”于是自然崇拜便产生了。当人们把动植物中个别的崇拜对象当做本族的祖先或与本族祖先有血缘关系或本族生活有根本的关联成了其保护神的时候，又以想象重构这一崇拜对象，并当作本族的名称标志时，就出现了图腾崇拜。随着农耕方式和思维能力的发展，自然崇拜逐渐被归纳为天地崇拜。人们用美妙的传说创造了日月星辰、山川河海诸神并赋于他们超人的能力和形象。又承定居的生活方式，出现了祖先信仰。“祖先崇拜是从人们重视父系传宗接代开始的，陶祖和石祖的出现标志着图腾崇拜的衰落和祖先崇拜的兴起。敬神尊祖也就进而成为古代国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观念。

　　晋祠是奉祀晋国首任诸侯唐叔虞的祠宇，曾名唐叔虞祠、晋王祠。北魏郦道元《水经注》中说：“《山海经》曰：‘悬瓮之山，晋水出焉。’今在县之西南。昔智伯遏晋水以灌晋阳。其川上溯，后人踵其遗迹，蓄以为沼，沼西际山枕水，有唐叔虞祠。水侧有凉堂，结飞梁于水上，左右杂树交荫，希见曦景。至有淫朋密友，羁游宦子，莫不寻梁集契，用相娱慰，于晋川之中最为胜处。

　　高欢、高洋父子，推翻东魏，建立了北齐。定晋阳为别都，并在天保年间在晋祠大起楼观，穿筑池塘。北齐后主高伟，崇信佛教，于天保五年(公元569年)曾下诏把晋祠改名为大崇皇帝

　　隋末，太原留守李渊与其子李世民起兵太原，建立了大唐王朝。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廿年(公元646年)故地重游，亲撰《晋祠之铭并序》大碑一通。

　　宋仁宗赵祯于天圣年间(1023——1031年)，追封唐叔虞为汾东王，并为叔虞之母邑姜，修建了规模宏大的圣母殿。重建了鱼沼飞梁，祠区布局，大为改观。元佑、绍圣年间，由善男信女募集资金，铸靠造铁人，筑莲花台以壮威仪。金大定八年，更在飞梁大东，增建献殿，专为圣母子贡献祭品。明万历年间，在献殿前增建对越坊和钟鼓楼。接着又在会仙桥的东面，重修了华丽的水镜台供演戏之用。

　　又由于晋祠是晋水的源头，人们又把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视为生命之源的水及水母、水神也是和叔虞、圣母一起来祭祀，并在晋水源头建水母楼、难老泉亭。于是晋祠又成了人们举行地雩祭的重要场所。

　　民间的鬼神信仰主要来源于万物有灵论。 秦汉时好神仙、尚方术之风兴盛，人们对前代神祗作了一番整理，建立了祭礼制度，并设置了大量的神祗，将多神崇拜的方式固定下来，吸引了许多民间信仰扩充了祭祀的范围，增加了祭祀的对象，丰富了祭祀的仪式。几乎无神不有祠，无神不致祭。于是乎晋祠以祖先、山川崇拜为主，儒、释、道及民间诸神为辅的完善的祭祀场所逐渐形成。晋祠也就成了从玉皇大帝、太上老君、释迦牟尼到土地神、关帝老爷至文曲星君、英雄侠女等群“仙”会聚的地方，它们无不互弃己见，各居晋祠一隅，共享人间香火。

功能与形式

　　祠庙建筑是以精神为原动力而创造出来的。精神功能指人们的心理功能，它包括审美、认知、崇拜三个方面。祭祀是祠庙建筑最初的主要功能。《祭示篇》云：“凡祭祀之义有二，一日报功，二日修先。报功以勉力，修先以崇恩，力勉恩崇功立化通圣王之务也。”对自然神的祭祀出于报功的心理，对祖先的祭祀就是修先报恩了。而民间百姓则主要出于禳灾祈愿的现实需要和对自然力的恐惧依赖的矛盾心理。古代人谢神和祈祷仪式是极形象而富于浪漫想象力的。《乐雅·释天》：“春祭曰祠;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蒸。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瘗埋;祭山曰技悬;祭川浮沉;祭星曰布;祭风曰磔。”就根据所祀对象的不同采用了各不相同的象征手法。《礼记·祭法》郑玄注说：“庙之言貌也，宗庙者先祖之尊貌也。”最早的“先祖之尊貌”可能就是标志生殖崇拜的灵石，宗庙之主“石”。《说文》云：“石，宗庙主也。周礼有郊宗石室;一日大石，约在汉代又演为木主，也就是后代的祖宗牌位。应祭祀功能的需求，祠祀的建筑也就产生了。并随居住、宫殿等营造技术的发展，祠祀建筑也由野外的坟、坛、石进入了有顶的庙宇，又因祭祀仪式的分工专门化和古代人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又演变为寝殿、献殿或香亭的组合群体。

　　禳灾祈愿的心理——祠祀方式——坟、坛、祜、庙宇。

　　晋祠一组祠祀建筑可谓把祭祀功能发挥到了极至，过会仙桥西行，为古莲花台，台为方形，四隅各铸一铁人护祠、镇水，以壮威仪。穿对越坊便是献殿、鱼沼飞梁、圣母殿组成的核心群体。

　　献殿、殿身三间，歇山顶、四周无墙，当心间前后辟门，其余各间，在坚厚的槛墙上安叉子，形如一座凉亭，灵巧而豪放。敬神时，燃一炷香，那五谷之气，便会使人置身于云雾漫漫，青烟缭绕的神秘氯围之中，从而使人的心灵不由自主地产生某种微妙的变化，上达于天，天人妙合。

　　鱼沼飞梁在圣母殿与献殿之间，古人圆者为池，方者为沼，沼中多鱼，故曰：“鱼沼”;其上立架十字形桥，“架虚为桥，若飞也。”故曰：“飞梁”。东西桥面宽阔，为通往圣母殿的要道，而南北桥面，下斜如鸟之两翼，翩翩欲飞;边缀勾栏，凭栏赏景，益增诗情画意。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说：“此式石柱桥，在古画中偶见，实物则仅此一孤例，洵为可贵。”进而考其功能更似一四通之祭坛。雩祀是民间的大事，故春旱求雨，必先择吉日，即壬辰一类属水的日子，然后在城东筑八尺见方的四通之坛，献生鱼八条，玄酒、脯肉一类以祭。在甲、乙日做一条八丈长的大青龙，置放中央，做七条四丈长的小青龙，面向东方，相隔八尺陈列车员。令儿童八人、田啬夫八人斋戒三日，青衣立于龙旁。仪式开始，鼓乐喧天，儿童与田啬疯狂起舞，然后由一近迷狂状态的伶牙俐齿的巫祝，口念祭词，手舞足啃以请雨……。不管形式如何变化，苍龙始终是我们民族文化一个至今不衰的母题。从“飞龙在天，利见大人”的卦辞到灵星祭雩祭，从默默无声的神秘卦象到震耳欲聋的祭礼鼓声，哪个不围绕这个母题?这母题具有神奇的生命力，它没有终止于汉代的祭祀，反而在民间稳固地生要发芽、开花结果，演成至今不衰的民俗文化形式、龙舞龙灯、龙戏珠……在当年雩祭的青龙舞，早已种下龙舞龙灯与大型龙舞的原型因子;那手舞足蹈的僮子就是后来的手执波珠的领舞者，那强悍的男啬夫就是后来的舞龙人……

　　水镜台规模壮观，台上东部为重檐歇山顶，演戏时用为后幕，台上西部为卷棚歇山顶，面向圣母殿，三面开敞，演戏时为前台，台下埋大瓮八口，为扩音之用。在民间无论那种酬神还愿的祭祀活动，总少不于表演各类舞乐，以娱神兼娱人，历代皆然。由于古代人民生活困苦，终年辛劳，仅得一饱，闲暇有限，为了调剂生活，每每借祭祀的机会鼓舞欢庆。这种民间的迎神赛社的祭祀仪式，具有公开性、礼仪性和娱乐性的特征〈淮南子·精神训〉载：“今天穷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为乐矣。”〈东京梦华录〉栽北宋汴京城外神保观神诞时的盛况：“廿四日州西灌口二郎生日，最为繁盛。庙在万胜门外一里许，敕赐神保观。廿三日……于殿前露台上设乐棚，教坊，钧容直作乐，更互杂剧舞旋……廿四日诸司及诸行百姓献送甚多，其社火呈于露台之上。”宋元时期戏曲勃兴，为适应迎神赛社时的演出需要，在露台、乐亭的基础上分前场后幕，单面开敞的戏台。场地也由四周围观，进而形成有固定方向的戏场，并在各祠庙中普遍出现了。

　　娱神娱人的心理一迎神赛社的仪式一露台、戏台、戏场。

　　庙会也是随庆典祀献，迎神赛社而产生的具有综合功能的大型公共性活动。也促使祠庙中要有大容量的场院。有的还形成了商业、集会、宗教、社交等综合功能的庙前广场或庙前街。

　　人们在祭祀时怀着既依赖又恐惧的矛盾心理，在迎神赛社中如神兼娱人，在朝山进香时又兼郊游、踏青的意味。这就使祠庙建筑在布局上、形制上呈现出特有的宗教与世俗共存的双重性。因祀神活动中的主体是人数众多的乡民，就必然反映出其公共性，又因其祠礼目的与人们的社会生活息息相关，又必詹呈现出世俗性。表现在建筑形式上是栖神献礼的寝殿、祭坛、献亭为核心;娱神、娱人的乐楼，戏台相映衬;大容量的活动空间场院为过渡，突出开章的牌坊、照壁、门楼以及长长的香道为序幕的有机完整的空间序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