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教学实践领域并不存在技术研究日渐式微的问题。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红领巾教学法”以及“洋思”和“杜郎口”教学模式移植的失败一再提示我们，教学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新课程改革并没有患上“理念依赖症”，理念化腐朽为神奇之魅力往往在技术遭遇困境之时一览无余。我们现代化的教学理念还远未确立，现代化教学理念要真正树立并深入人心，任重而道远。教学改革是关涉千家万户切身利益的系统工程，既不可以轻易启动，也不能随便叫停。中国教学改革所亟须的不是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而是要遵循“器要求新，人更要求变”的变革路径。

　　关键词：教学改革； 教学技术； 教学理念。

　　技术提升和理念推广作为教学改革不可或缺的双翼，其孰先孰后、孰主孰次的问题一直是新课程改革以来争论的焦点。周序博士认为，当前中国的教学改革存在着“技术提升日渐式微”“理念推广操之过急”等问题和误区，因此“中国教学改革亟待实现从‘理念先导’向‘技术先导’转换”。此观点正中“从上自下”教学改革之痼疾，是对“急风暴雨”式教学改革路径的当头棒喝。几经拜读周序的论文（ 以下简称“周文”） ，我们收获良多，但也感觉周文所论及的诸多观点有进一步探讨的必要。遂不揣浅薄，笔者就中国教学改革的现状和未来走向发表一些感想和陋见，以期抛砖引玉，求教于周博士。

一、技术研究是否日渐式微：

　　从同样的例子说开去1．实践领域对教学“技术”的关注真的不够吗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的关系问题是教学论领域一个剪不断理还乱的老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目前达成的较为一致的看法是： 教学理论脱离了教学实践。不可否认，目前理论研究者的自说自话和理论话语的宏大叙事使得教学理论研究的重心居高不下，缺乏技术上的可操作性。但我们是否还要进一步地追问： 在教学理论脱离实践的同时，教学实践有没有脱离教学理论呢？ 在我们看来，教学实践领域由于醉心于可作流程的挖掘，埋首于教学技术的更新，其脱离乃至拒斥教学理论的程度可能更甚。

　　笔者曾受邀为太原市某学校开展的“校本教研高级研修班”做有关“学校课程计划的研究与编制”的讲座。在讲座之前，主办方一再嘱托： “要紧贴实践”“要有操作性”“要多举例子，给出示范”。而在讲座后的互动环节，有更多老师抛出的问题是：“您所介绍的课程计划编制模式给了我们很大的启示，您列举的案例也很有代表性，但是由于我们学校存在×××样的特殊问题，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该怎么做呢？”“您能帮助我们设计出具体操作的步骤、程序或相对应的模式吗？”这种要求教学理论研究者直接为实践中的难题开具药方，甚至为其量身定做可以拿来就用的操作方案的情形，在笔者与一线教师接触的过程中屡见不鲜。而笔者的这种主观印象也在一些学者的调查研究中得到印证和验明［2］。甚至有学者将一线教师追寻程序化、模式化、固定化的教学模式的倾向名之为“技术崇拜”和“方法依赖”。

　　因此，周博士通过其讲座主办方所说的“现在的形势就是要全面铺开翻转课堂”这句话，就得出“和对理念的痴迷与热衷形成鲜明对照，我们对教学‘技术’的关注明显不够”这样的结论，可能就稍显仓促了。笔者认为，实践中并不存在对教学“技术”关注不够的问题，恰恰相反，一线教师对待教学技术的态度已经到了技术至上甚至是顶礼膜拜的程度。

　　2．技术研究决不能异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

　　从周文的字里行间，我们隐约读出，其所谓的“技术研究”，其实就是“操作层面上可供教师参考和模仿的案例”或者是“备课—上课—评价这样的固定流程”。然而，在教学实践中，这种所谓的“技术研究”真的日渐式微了吗？ 笔者以为，教学实践中从来就不缺乏对这种教学技术的研究与关注。

　　从远处来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苏联教学论专家普希金娜的红领巾教学法在我国曾经盛极一时，几乎成为当时语文教学中的唯一方法，其影响在当今的语文教学中还能寻觅到踪迹。红领巾教学法最显着的特征就是“可供模仿”，其固定的流程是： 介绍写作背景—讲练生字词—概括段落大意—总结中心思想—勾勒写作特点—巩固练习等环节。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存在大量的民办教师和代课教师的时代背景下，这种教学法对于教师掌握教学节奏、保证教学质量、提升教学水平具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甚至成为很多偏远地区教师顺利开展教学活动的导航与拐杖。但是这种固定化、套路化甚至机械化的教学流程，却将教师捆绑在“匠人”“机器”以及“传声筒”的角色与位置上。在当今教师学历总体达标甚至超标、师范生教学技能普遍过硬的背景下，这种固定的教学流程很可能成为教师教学的创造性与积极性的桎梏。

　　从近处来说，洋思中学的“先学后教、当堂训练”、杜郎口中学的“三三六”、东庐中学的“讲学稿”、后六中学的“导师制”等教学模式均有可供模仿的案例和可操作的流程。从预习交流到分组合作，从展示提升到达标测评，这些处处体现出一线教师在“教学技术”方面的思考与智慧。因此，教学实践中的真实情况并非如同周文所阐述的那样： “对话的操作与设计、讨论的管理与组织、探究的调控与引导等微观的、具体的内容，鲜少进入到我们的视野。”纵观教学一线实践，以洋思、杜郎口、东庐、后六等中学为代表的教学改革，虽遭遇到零星的批判与诟病，但它们在教学技术道路上探索的脚步却从未停止。

　　曾几何时，“远学洋思，近学杜朗口”成为众多学校师法优秀、相互借鉴的口号。但是，“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洋思、杜郎口、东庐和后六教学模式在全国各地移植过程中所遭遇到的尴尬一再提示我们： 教学技术并不是可以死记硬背的机械教条，不是可以脱离情境的固定教学流程，更不是教师“达至优秀可供模仿的案例”。正如杜威（ John Dewey） 所言： “他者，特别是那些已经成为专家的人，在某种情景脉络中所采用的方法，判断这些方法是有所裨益的还是有害的，要看它们是驱使个人更加的明智还是诱导个人不去做出自己的判断。”因此，教学技术的研究，决计不能矮化为可供模仿的案例、有固定操作步骤的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