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的谎言论文

[摘要]“伪纪录片”作为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一种电影类型，其叙述方式有不同于传统电影的特别之处。本文从叙述学角度出发，试对“伪纪录片”式惊悚电影的叙述者、受述者以及叙述层次作出粗略分析。

[关键词]伪纪录片；叙述者；受述者；叙述层次；关联式

　　克·麦茨在他的《电影符号学的若干问题》中说：“‘电影符号学家’要做的第一个选择是：研究的范围应该是大影片(即叙事性影片)，还是短片、纪录片、工艺片、教学片、广告片?”麦茨肯定了前者：“叙事性影片的研究(至少在初始阶段)就成了重点。”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麦茨将“叙事性影片”与“纪录片”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并且将重点放在了叙事性影片身上。“简而言之，一切广义的‘纪录片’之间只有一条名副其实的界限，‘纪录片’的各种特殊样式，一开始就抛弃了叙事的原则。”

　　这个区分很好理解，一般意义上的叙事性影片，其重要特征就是虚构性。而纪录片，虽然其本身的定义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它都必须有一定程度的真实性，即使大多数时候这是一种经过人为选择后的真实，但至少在事件本身上没有人为的虚构。而对于电影来说，“没有‘戏剧性’，没有虚构，没有故事，也就没有影片。”

　　一边是略显乏味的真实，一边是精彩纷呈的谎言，二者在叙事上拥有的本质上的不同，使得近年来异军突起的“伪纪录片”式电影，--开始就具有了叙事上的与众不同的复杂性。

　　所谓的“伪纪录片”，即mockumentary，也就是mock和documentary的结合，代表了一种新的影片类型。它披着“真实纪录片”的外衣，内容却是虚构的。但它和“半纪录片”又有所不同，后者是指用纪录片风格拍摄的虚构故事，让观众产生“这是根据真实事件拍摄的”印象，而且通常由一个全知观点的叙述者(旁白)来主述故事，但是，观众清楚地知道这是一部电影，它的故事是仿真实的。而伪纪录片则不同，它竭力要造成的效果就是，这根本就不是一部电影，这是偶然拍下的真实事件，拍摄者不是专业的摄影师，而是在当时场景下的某个人物，他参与整个过程，并拍摄下来。

　　伪纪录片的目的，是要让“期待观众”产生强烈的代入感，而这种代入感，又特别适合惊悚电影、灾难电影营造气氛的需要，从《女巫布莱尔》、《死亡录像》、《鬼影实录》这些小成本惊悚片，到大制作的灾难片《科洛弗档案》，伪纪录片总是用一台摇晃的DV，看似忠实真实地记录着虚构的故事，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真实的谎言”。

一、伪纪录片：谁是叙述者

　　站在叙述学的角度来看，电影的叙述者是谁，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问题，“电影叙事中的‘叙述人’，由于摄影机这一特殊的‘视点’机制的存在，而打上了特定的叙述特征。”李显杰老师在《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这本书中将电影叙述者分为两类，即“人称叙事”与“非人称叙事”。前者指“影片叙述人以明确的语法意义上的人称‘我’、‘他’甚或‘你’的身份和语气来‘讲述’(呈现)故事。例如，《红高粱》是以画外‘我’的第一人称来展开叙事的，《青春祭》则以画内‘我’的第—人称方式来展开故事”。后者指“影片叙事本文中没有一种明晰可辨的‘叙述人声音’作为叙事源出现……瑞安、戈德罗、查特曼等人则认为，即便没有人称叙述人出场，叙事本文中仍存在着‘非人称叙述人’或叫做‘匿名的叙述人’”。在后文中又将“非人称叙述人”具体分为两类，一类是完全由镜头来“呈现”的“呈现式”叙述人，一种是“影像+字幕式”叙述人。

　　对一般电影来说，这个分类似乎已经比较完善了，但是，“伪纪录片”的叙述者，却不属于上文提到的任何一种。

　　以西班牙惊悚片《死亡录像》(2007)与美国大片《科洛弗档案》(2008)为例，前者是以电视台对消防队的一次采访开始，电视台的摄影师拿着摄影机面对女记者，女记者背后是消防车的背景，女记者一边与在摄影机后面的摄影师聊天，一边开始了外景记者常规的采访开始前的那套说辞。一段普通的对消防队员的采访后，警报响起，记者与摄影师随同两名消防人员进入一栋建筑，发现建筑里的人被一种未知的病毒感染，大楼在记者一行人进入后被当局封锁，记者的摄影机记录下里面发生的一切，最后所有的人都死亡，只留下这一卷录像。《科洛弗档案》也如出一辙，首先是男主角Rob将要去日本工作，在他的送别派对上由他的朋友Hud负责用DV记录，而后却出现了未知的怪物袭击曼哈顿，逃亡途中，Hud坚持用DV继续拍摄，最后同样是大家都死亡，这卷录影成为一份国家档案。

　　我们可以看到，这两部伪纪录片电影中，叙述者并非拿着摄影机的摄影师或者拿着DV的Hud，虽然在《死亡录像》中，一开始时女记者对着摄影机讲述消防队情况的时候，有一点像上文提到的“人称叙述人”，如果整部影片都是由她对消防队的采访，那么可以说她就是叙述人，但实际情况是，影片并非真的在对消防队做采访，女记者对消防队情况的叙述只维持了短短的时间，很快她就变成了对一切茫然不知的人群中的一员。她这段短短的叙述，只能作为低于主叙述的一段“次叙述”来看待(这一点将在后文做详细分析)。电影中所有的人物都不是叙述者，原本的摄影者死亡，只要还有其他人拿过摄影机继续拍摄，叙述就没有结束。甚至即使所有人都死亡，但只要摄影机还在运作，叙述都可以继续下去。那么，以这两部电影为代表的“伪纪录片”真正的主叙述者就很明显了。很简单，那就是“摄影机”或者“DV”本身。这也是为什么即使剧情不允许，也始终会保持摄影机的打开状态，例如《死亡录像》中，记者的摄影机被前来的卫生监察员强制关闭了(如果在那种情况下还没有人对摄影机的存在有异议的话，是不符合实际的)，于是叙述暂停了，屏幕一片漆黑，这时，电影安排了一个好奇的小女孩，无意中打开了放在一边的摄影机，从而使叙述得以继续进行。

　　伪纪录片的叙述者是摄影机或者DV，这已经无疑了。那么，情况就似乎和上文提到的“非人称叙述人”中的“呈现式”叙述人一致，因为一切都是由镜头本身来呈现的，但是，值得注意的是，伪纪录片的“镜头”，和上文“呈现式”的镜头，本质上是有区别的。

　　“呈现式”叙述人的“镜头”，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电影制作班子”的镜头：导演的镜头，专业摄影师的镜头，后期制作的镜头，作为拍摄工具的镜头……观众在一般情况下意识不到“镜头”的存在，这个“叙述者”是完全隐身的。

　　而伪纪录片作为叙述者的“镜头”，却是一个显身式叙述者，它同时还作为一个“人物”出现，在上文提到的两部电影中，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它看做一个唯一劫后余生的“人”，在事件之后叙述出当时的一切。

　　如果将这个“镜头”看做电影中的一个人物，那么我们又能不能将它看成是“人称叙述人”呢?就像电影《情人》中老年的“我”讲述15岁的“我”的故事一样，劫后余生的摄影机讲述了它作为一个“当事人”所经历的故事。乍一看这样的分析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电影镜头”的特殊性，伪纪录片的“镜头”既是叙述者，也是显身的人物，同时还是电影的拍摄工具。也就是说，它同时具有上文中两种叙述人的特点，既有人称叙述人的显身特性，又有非人称叙述人精巧的主观操纵。

　　伪纪录片“镜头”的身兼多职，正是其有别于其它影片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