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中国的历史叙述得以重建。当然地方民间文献绝不止契约文书一类，族谱、碑刻、账本、书信、日记、科仪书、会簿、日用杂书等等，类别繁杂，可以说有多少生活侧面，就有多少民间文献的类别，它们都反映了人们的生活实态。问题是，它们不像史书、档案或者文集、笔记那样，本身往往就是比较完整、成系统、有逻辑的历史叙事，而是零散的，呈碎片状的。如果不能找到这些文献的内在逻辑，不能重现其产生的情境，据之所写历史就很容易被讥为“碎片化”的历史，据之重建中国的历史叙述就会成为一句空谈。不久前我和刘志伟教授在川南与云贵交界的山区跑了几天，发现那里没有“村”的概念，无论是汉、彝还是苗，都呈散居状态，与华南、华北都有很大不同。那么人们是如何形成相互的联系、并结成一个社会的呢?施坚雅当年关注的“场”便是一个重要因素。在一个已经衰落多年的、当年的山间商路的场上，我们听到这样的歌谣传留至今:“尖山子，波浪滚滚;谢连山，杀气腾腾。新房子的场合喝得呛人，陈树清是提刀血盆。河坝头矮矮小小，伪保长穿的衣服长短不巧。”从这短短的歌谣中，我们已经可以朦胧地感到一个处在特定地理空间的场，具有着怎样的社会关系结构。由此呈现出的人的生计模式、社会组织等等都与这种散居形态有关，而这又使我们对清末民国时期本地普遍编纂的族谱有所理解。总之，要理解这些看似散碎的民间文献，一力面要将它们视为构成整体的民众生活的不同组成部分，另一方面要与理解特定时空下人们的生活逻辑互为表里。3、清水江文书将首先在重建中国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上起重要的作用，而要想重建元代以后、特别是明清时期的中国历史叙述，重建西南地区的历史叙述是至关重要的，就像要理解宋代的中国，不重新认识长江中游地区的历史就会出现偏颇一样。

　　我们现在很重视历史上“文字下乡”的过程，这不仅是因为由此中国社会的各个层级之间有了勾连起来、也就是所谓“文化大一统”实现的可能，而且也使我们这些人得以认识中国的乡村社会。但是，与中国其它地区相比，西南是“文字下乡”程度最低、或比例最小的地区之—，因为这里许多族群是没有自身的文字传统的。所以，这里既有“文字下乡”的问题，也有“汉字入边”即“以夏变夷”(此处并无贬义或汉人中心论的意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清水江文书就更有意义了。目前这—地区所发现的最早的同类文书是明代成化初年的，到清中叶就很普遍了，为什么下乡的文字最初是这些，而不是族谱等等别的?但在西南某些地区，最早下乡的文字可能是经书一类东西，而在云南大理这样的政治文化中心，碑刻也很早就下乡了。沿着清水江向下游走，到湘西的苗族、土家族地区，这类契约好像就不是发现很多。说到这里，我想到最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中国历史上的3个土司所在地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我的许多同行和朋友为之欢欣鼓舞。我就像鲁迅先生说的那个说孩子以后会死的、很讨厌的人一样，当时就兜头泼去一盆冷水。

　　我说这3个地方我都比较了解，基础性研究做得很不够。—旦被批准列入名录，热情和动力都会用在商业开发上，更不会做基础性研究了，因此这未必是件好事。这3个地方差不多都是讲西南官话的，也差不多都与苗族、土家族有关。但无论是对这些土司还是这些地区的土司社会，至今还没有出色的研究。在我看来，除了研究视野、方法等等之外，最重要的就是对这些地区的地方民间文献缺乏有系统的搜集、整理工作。明代继承元朝制度，在设立土司的地区往往都兼以卫所进行管理，形成了二元的边疆管理体制。在清水江流域同样是这样。隆里是个守御千户所，按民国所志的记载，这里65%的人口是土著，30%是来自江苏、安徽、福建的卫所军户，还有5%是后来从湖南来的客籍。在明代，土著的比例应该更高，所以所城经常被攻破，一被攻破，所城里的人便逃出去，事态平息了再跑回来。这个所是洪武十六年(1383年)设的，是明朝打进这个地区较早的一个楔子，但它到底起了什么作用，这里的地方社会到底是什么样子，不同的人群之间的关系如何，怎么变化的，我们还是不太清楚。土司也同样，清水江支流新化江沿线的亮寨司、欧阳司、新化司等等蛮夷长官司都是怎么回事，比如隆里所与隆里土司的关系如何，我们也不清楚。据说亮寨龙氏土司留有同治《龙氏族谱》，留有《长官司图册式》，这些都没见过。所以，对清水江文书的研究，利用它重建西南乃至中国的历史叙述是一个系统工程，不能简单地把它理解为一项卖木头的研究，也不能简单地把它作为理解中国所有权关系或者民间纠纷与诉讼的地方例证。我们需要以这批文书为基础，形成一个更丰富的区域性地方文献的系统，需要把这批资料放到一个更长时段、更大范围的历史进程当中去，才能更好地发挥它在重建中国历史叙述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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