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周作人书话的体式特征研究论文(2)

时间:2021-08-31

抄书体与自在的行文

  周作人曾被誉为是现代散文创作的第一人,他的文章体式突破了散文所讲的形散神不散的定规,在完全无结构无模式的自在状态中传达出个体独特的情思,这反倒从一定层面显示出他的特色。同样,在书话创作中他也有着自己的文体选择。从周作人书话文体的形成来看,有一个发生、发展和成熟的阶段,这个文体形成的阶段正对应着周作人书话创作的阶段。第一个阶段的《自己的园地》中出现了大量的书话创作,但是书话的体式特征不是很明显,从总体来看,更倾向于现代的“书评”一类。到了第二个阶段,即创作《夜读抄》时期,周作人书话的特色鲜明地体现了出来。刘绪源指出:“真正奠定了知堂书话的文体地位的,是初版于1935年的《夜读抄》。这里的作品不仅写得更随意更多样,而且出现了一个甚为显著的特色,即如书名所示的那个‘抄’字,———周作人开始称自己为‘文抄公’了。将《夜读抄》前半与后半相比,可见其‘抄’的比重愈加增加;到稍后出版的《苦竹杂记》,这种文体就已基本定型了。”

  一般认为,周作人的抄书始于《夜读抄》,但是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发现,其实从第一个阶段开始,即在《自己的园地》中,已经可以看到抄书的端倪。如在《歌咏儿童的文学》一文中,周作人介绍了高岛平三郎编、竹久梦二画的《歌咏儿童的文学》,为了告诉读者什么是歌咏儿童的好标本,他把原文全部译出,占了有一页的篇幅。介绍小林一茶的《俺的春天》,同样抄录了其作品完整的末尾、作者对女儿的描述及作品中可以见到作者性情及境遇的文字。通过大段的抄录,让读者自己来感受小林行文的好处。这可以说是周作人在做书评时的一种独特做法:他以一个介绍人的身份出现,但是他这个介绍人并不是包办,不是把原作化为他的间接转述,而是以直接展示的方式呈现给读者,让读者通过自己的眼睛去阅读、去感觉,以此来建立读者、原作者及周作人之间的关系。通过这样的做法,读者被给予了极大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是由周作人所把握的,也即是说,周作人和读者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包办而包办、看似不为而无不为的。

  除了要直接表现出所介绍作品的好处外,周作人的另一个目的是通过抄录,保留或记录下比较难得的材料。如在《遵主圣范》中,周作人抄录下了1875年,即光绪元年译出的白话文(即平文)内容,让读者看到中国白话译本出现之早。为了保存正确的版本,周作人也是不厌其烦地做抄录,如《巡礼行记》中就把这本殊不易得的由日本高僧写的记载唐开成会昌间中国时事的书大部分转载下来,给后世研究提供了一个可信的基础。通过分析周作人的抄书,笔者最突出的感受有两点:

  一、要抄录什么内容,第一步一定是要看完全书,这样才能决定什么应该抄、值得抄,所以周作人的看书应该是“精读”。

  二、在精读的过程中,周作人又不是盲目的,不是有闻必录的,他的目的性是非常明显的,他要介绍什么,要让读者看到什么,要展示作品,甚至是他自己的什么,都是非常明确的。所以他的“抄书”是他所特有的。正如他自己认为“:我的标准是那样的宽而且窄,窄时网不进去,宽时又漏出去了……。不问古今中外,我只喜欢兼具健全的物理与深厚的人情之思想,混合散文的朴实与骈文的华美之文章,理想固难达到,少少具体者也就不肯轻易放过。”周作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文体家,他抄书的形式是不断变化的。从《自己的园地》开始,抄书所占的比例同自己的解说、评论相比,是低于一半的水平。随着阅读古书的增多,抄书的比例越来越大了,到了《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及《秉烛谈》中的部分篇章,几乎全文都为抄书,周作人只是在其中的过渡处加一两句简评。如收入《秉烛谈》的《读书随笔》,全文几乎都为抄书,抄录间隙中周作人自己的评述往往与所抄之文直接相接,格式、内容达到了一气贯通的效果。如果不仔细分辨引号的所在,常会把周作人的评述也认为是所抄录的部分。从这一点上可以考见周作人对原文语言和内容把握理解的功力,充分展示了周作人学识的深厚。同时在文章的格式上,到了后期,周作人的抄书几乎是不分段,全文只有一个段落,密密麻麻的编排对于读者的阅读也是一个较大的考验。

  周作人后期的书话,在文体上又有一大变,那就是以整本的《书房一角》及《药堂语录》中的许多文章为代表的题跋式短文的出现。与同时代郑振铎写的题跋式书话《西谛题跋》相比较,《西谛题跋》的格式比较固定,基本上是先谈版本,之后多写得书经过及得书之后的心情,整体来看内容比较简单。而周作人的此类文章虽然文字不长,但是所展示的内容却很丰富,其中有民俗、世事、掌故、轶闻等,真是无所不谈。写法也极为自由,无拘无束,洒脱有致,很是耐读,充分显示了周作人作为文学大家和博物学家的魅力所在。

  周作人书话创作的另一个特点是笔致随意舒展,常常似乎是无心为文,没有固定的格式。在《姚镜塘集》中他说到:“余买书甚杂乱,常如瓜蔓相连引,如因《困学记闻注》而及翁凤西《逸老巢诗集》,因舒白香而及龚沤舸《玉蔬轩集》,因潘少白而及姚镜塘《竹素斋集》,皆是也。”[15]553这是周作人买书的特点,同时也是他作文的特点之一。他写文章,不会固着在一点上,常常是由某一点蔓衍出去,将与之相关的古今中外的话题一网打尽。总之,周作人以书话来寄寓自己的情思,收缩对人生现状的感悟,造成了书话内涵及体式的异常丰富、繁杂,引导了书话创作的另一条路子。此路和唐弢开辟的书话“四个一点”之路看来不同,期间的差异当另行文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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