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论文(2)
时间：2021-08-31三、我国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比例关系的变化轨迹:居民消费率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都低于同类发展水平的国家,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程度更为明显
最终消费由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构成,两者在GDP中所占比重是最终消费内部一对重要的比例关系。分析政府消费率和居民消费率的变化,有助于看清政府消费和居民消费的比例关系是否合理,也有助于分析政府规模是否过大。我国政府消费是指政府部门为全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消费指出,包括国防、社会保障、教科文卫,以及向住户以免费或低价提供的货物和服务等方面的开支。适度的政府消费是维护社会经济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也是扩大内需、调节景气周期的重要手段。1992～2001年,我国最终消费率由61.7%降为59.8%,下降1.9个百分点;政府消费率由13.5%降为13.2%,仅下降0.3个百分点;居民消费率由48.2%降为46.6%,下降1.6个百分点,下降幅度大于政府消费率。近10年来,政府消费率虽然在90年代中期降低到11.5%左右,但是到2001年已接近恢复到1992年的水平;而居民消费率与1992年的水平还有较大差距。
国际比较显示,中国的政府消费率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相当,大大低于亚洲的平均水平。从一定年份看,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我国政府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为11%,低收入国家平均为11%,下中等收入国家为12%,上中等收入国家为13%,高收入国家为16%,世界平均为15%。以各国较长时间的平均数做比较,我国的政府消费率也偏低。美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为16%,西欧和加拿大一般为20%左右,北欧福利国家通常更高,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消费率也相当高,例如南非在19%左右,以色列接近30%,沙特阿拉伯平均为30%。国外学者对118个国家1960～1985年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以政府消费占GDP的比重表示政府最优规模,这些国家的政府最优规模平均为23%;其中,非洲为20%,北美洲为16%,南美洲为33%,欧洲为18%,而亚洲为25%(引自北师大资源和经济管理研究所：《中国市场经济发展报告2003年》)。换言之,在这样的政府消费水平上,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可以产生最优效果,而又可以避免政府规模过度膨胀。相比之下,我国90年代政府消费率平均仅为12%左右,明显低于上述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类似的国家和地区。在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尤其是在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经济发展新阶段,如果政府消费率持续偏低,将难以满足社会对政府公共服务越来越大的需求。
从国际比较的角度看,我国不仅最终消费率偏低,而且其中居民消费率偏低的状况更为突出。据世界银行的数据,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的家庭最终消费支出仅占GDP的49%,全球平均为62%,低收入国家为69%,中等收入国家为62%(其中,下中等收入国家为56%,上中等收入国家为65%),高收入国家为62%;一些人口大国的这一比重也都高于中国,如美国为67%,日本为61%,印度为68%。与国际上的同口径指标相比,目前我国家庭消费率明显地偏低,不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也低于低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与同样经济发展程度的印度相比也有很大差距。
四、我国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主要影响因素
分析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影响因素,对于解释投资和消费关系变化的成因和机理,预测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未来变化趋势,是十分必要的。
(一)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是合理调整投资和消费关系的根本出发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水平迅速提高,消费水平增速位居世界前列,消费结构已从温饱型农产品消费过渡到小康型工业品消费,部分向比较富裕型的服务类消费迈进。居民消费从注重消费品数量的增加,转变为同时注重生活质量的提。1978～2000年,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分别由57.5%和67.7%下降到39.2%和49.1%,总体低于50%,这是小康生活的一个特点。近些年来,城乡居民的恩格尔系数呈现出加速下降的趋势,表明居民消费结构升级的步伐在加快。居民消费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在客观上要求最终消费率适当上升和投资率相应下降,使投资和消费保持一个相对协调的比例关系。如果投资率长期偏高而消费率长期偏低,将不适应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消费需求,不利于发挥最终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我国居民消费增长的潜力还很大,需要进一步拓展居民消费的空间。
(二)国内较高的储蓄率,支撑着我国投资率在相当长时期保持较高水平;而居民消费倾向降低,制约着消费需求持续快速增长
我国是具有高储蓄传统的国家,1992～1998年,我国总储蓄率(总储蓄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稳定保持在40%左右,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与西方发达国家的低储蓄传统形成鲜明对照(例如美国的总储蓄率为15%,而居民储蓄率仅为5%)。高储蓄是高投资的基础,因此同期我国的投资率平均为40%左右,也远远高于20%的世界平均水平。我国总储蓄主要来源于居民储蓄。在1992～1998年的总储蓄构成中,住户部门平均占53%,非金融企业占32.2%,金融机构占1%,政府部门占13.8%。我国总投资绝大部分是非金融企业完成的。在资本形成总额中,住户部门平均占14.4%,非金融企业平均占比高达77%,金融机构占0.6%,政府部门占7.9%(引自郭浩：《对中国资金流量表的分析》，《财经科学》2001年第4期)。我国总储蓄构成和总投资构成的对比表明,住户部门是最大的资金盈余部门,为企业部门投资提供了最主要的资金来源,也为全部资本形成提供了最基本的支撑条件。在进行国际比较时,我国投资率之所以显得偏高,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我国具有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特别是较高的居民储蓄。不少亚洲国家也有高储蓄的传统,象韩国、新加坡这样的新兴工业化国家,2000年的投资率仍然高达31%,作为发达国家的日本投资率仍然处于26%的较高水平,这不能不说与它们较高的国内储蓄水平有很大关系。
在居民收入水平为既定的前提下,储蓄倾向(即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越高,消费倾向(即消费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相对便会越低,并导致最终消费率下降;如果居民储蓄倾向降低,而消费倾向提高,则其投资率会下降到较低水平,而导致相应较高的最终消费率。90年代以来,我国居民消费倾向逐步下降,并出现消费增幅放缓的趋势。1990～2001年,我国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47下降为0.774,农村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由0.85下降到0.74;同期,储蓄倾向不断提高,城乡居民储蓄年均增长23.7%,而居民消费支出年均仅增长12.9%(引自祁京梅：《2003：我国消费渐入快车道》，《经济日报》2003年1月21日)。居民消费倾向下降、消费支出增长放缓的态势,如果持续下去,势必使储蓄倾向过度提高,对投资和消费的合理变化产生消极影响。因此,居民储蓄倾向和消费倾向的协调变动,对于投资和消费关系的合理调整是至关重要的。
(三)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特点,对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具有重要制约作用
各国工业化进程的一般规律表明,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和消费结构升级,必然拉动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率会出现上升———下降———稳定的变动轨迹,消费率则相应表现为下降———上升———稳定的趋势。当居民消费由基本生存必需品为主转向工业品为主时,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将会上升,进而导致投资率上升和消费率下降。当居民消费转向服务类产品为主时,第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则会提高,并引起投资率下降和消费率上升。在经济发达阶段,工业化完成,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投资和消费的比例将处于基本稳定状态。
我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尚未完成,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工业结构的高加工度化和资本技术密集型工业的加速发展,是这一时期的重要特征。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较高,而第三产业的比重则较低。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的生产过程更为复杂,需要大规模投资;而第三产业的生产过程相对简单,需要投资量较少。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工业比重高而服务业比重低的结构性特点,以及完成工业化任务的客观需要,在一定时期内保持适当高的投资率可能是难以避免的。因此,在调整投资和消费的关系时,消费率还要受到工业化进程的制约,不大可能迅速上升到较高水平,而可能表现为一个缓慢提高的过程。随着工业化进入后期阶段并基本完成后,第三产业比重超过第二产业比重,投资率的下降将会比较明显,相应地为消费率的上升留下较大余地。
【投资和消费若干比例关系论文】相关文章：
1.关于加强物流短板建设促进有效投资和居民消费的若干意见
3.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及有关消费的若干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