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大夫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一个重要阶级或阶层或集团。近年来，与士大夫相关问题的研究有许多，但恰恰对士大夫本身的研究不多见。特别是有关宋以前士大夫的研究，成果更少。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以下简称为《史稿》)是其中的重要一部。在书中，作者对士大夫有一个简单定义，即：士大夫是“官僚与知识分子这两种角色的结合”。“知识分子”有时也用“文人”代替。《史稿》认为，在经过复杂的政治文化变迁——主要是儒生与文吏的融合——之后，“帝国时代的儒生官僚士大夫阶级，以及由其承担的士大夫政治，就演生出来了”。《史稿》进而分析了士大夫在汉以后的发展变化，指出在中古时期，士大夫“几乎成了士族的同义语”，“随着士族的衰微和社会流动的活跃，科举制度破土而出”，士大夫官僚政治“发展到更成熟的形态”①。

　　对这种“士大夫”在不同历史时期含义的差别，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也有简洁说明。书中说：在7—12世纪这六个世纪中，“那些自称‘士’、‘士人’或‘士大夫’的人支配了中国的政治与社会”，“然而，士的身份随时代而变化。在7世纪，士是家世显赫的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在10和11世纪，士是官僚；最后，在南宋，士是为数更多而家世不太显赫的地方精英家族”②。包弼德的定义不太精确。首先，他将“士”、“士人”、“士大夫”混为一体，没有区分他们之间的细微差别。第二，所谓“高门大族所左右的精英群体”，所指也不太明确。到底是“高门大族”呢还是“精英群体”？③ 虽然如此，包氏指出“士”(在他看来“士”就等同于“士大夫”)在不同时期具有不同含义，对理解“士大夫”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含义还是有启发和帮助的。

　　两本专著都没有具体研究唐代的“士大夫”，但它实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今天所理解的“士大夫”，只是在经过唐代的发展变化后，才固定下来。因此，唐代的“士大夫”到底有何含义？它作为一个阶级或阶层与宋代相比到底有何特点？解决这些问题，对认识唐代社会的阶级或阶层状况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现在学术界都在讲“研究范式”、讨论在研究中应使用西方概念还是东方概念的问题。我以为，要研究中国历史，首先还是要立足于中国人在历史著作中使用的概念，要认真探讨历史著作中所用词汇的真正含义并作为研究其他问题的`起点。这也是本文的一个宗旨。换句话说，本文是从分析词汇入手去研究唐代的“士大夫”问题，重点在唐代“士大夫”的特色及其变化，而并非去研究有关士大夫的全部问题。

　　由于电子计算机技术的普及，使我们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拥有了比前人更大的便利。本文主要以两《唐书》为中心来进行研究，首先要做的，就是通过电脑来检索“士大夫”在两《唐书》中的使用情况。④

　　通过检索我们知道：“士大夫”一词，在《旧唐书》中出现了28次，在《新唐书》中出现了46次。若同时再检索《宋史》，我们发现“士大夫”一词在《宋史》中出现了316次。虽然三部正史的份量不同，⑤ 但《宋史》使用“士大夫”一词远多于两《唐书》应该是无庸置疑的。这说明士大夫阶级⑥ 在宋代已经形成并成熟；“士大夫”一词在宋代已经是一个概念相对清楚、含义比较明确的称谓了。《新唐书》作于宋代，不能不受到时代的影响。因此让我们感兴趣的，不仅是《新唐书》使用的“士大夫”一词要多于《旧唐书》，而且是在两书共有的记载中，《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同时，又将《旧唐书》的哪些“士大夫”改为其他词。这些改动构成了“士大夫”一词在唐宋间的词义变化，当然它也就是士大夫阶级所具有的内涵发生变化的直接反映。

　　首先来看一个统计，即在《新唐书》46处与《旧唐书》28处“士大夫”中，二者异同的情况：

　　新唐书：与旧唐书相同者10处；与旧唐书不同者18处；旧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8处。

　　旧唐书：与新唐书相同者10处；与新唐书不同者7处；新唐书无相应记载者11处。我曾认真分析了以上统计中的前三项，即二书相同的10处，以及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将这些记载乃至分析全部写出，是颇费篇幅的，因此这里只根据二书不同的18处和7处举例略作分析。

　　我们先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哪些词改成了“士大夫”。经过分析，我们发现《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一些“士”人，特别是与武将相对的读书人，改成了“士大夫”。例如《旧唐书》卷六○《江夏王道宗传》云：“道宗晚年颇好学，敬慕贤士”⑦；《新唐书》卷七八同传改为“道宗晚好学，接士大夫”⑧。显然，《新唐书》认为好学之士就是“士大夫”，而《旧唐书》并不这么认为。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五七《李安远传》，说李安远“晚始折节读书，敬慕士友”，《新唐书》卷八八同传则改为“晚乃折节向书，从士大夫”。这里的“士大夫”也有读书人的意思。简单地说，在《旧唐书》那里，无官的读书人不能称为“士大夫”，而只能称为“士”；在《新唐书》那里，只要是读书人，无论是“官”与否，都可以称为“士大夫”。

　　更多的，是《新唐书》将《旧唐书》所记某些负有舆论评判责任的群体改成了“士大夫”。例如：

　　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从传》说他“四为大镇，家无妓乐，士友多之”；《新唐书》卷一一四同传改为“位方镇，内无声妓娱玩。士大夫贤之”。

　　2. 《旧唐书》卷一○一《张廷珪传》有“时制命已行，然议者以廷珪之言为是”的说法，而《新唐书》卷一一八则改后句为“士大夫服其知体”。

　　3.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澄传》说他“每上疏连称二封，颇为时人所哂”；《新唐书》卷一四一改为“每上章，必叠署二封，士大夫笑其野”。

　　以上例子说明，唐人心目中那些左右着舆论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到了宋人心目中都是“士大夫”。换句话说，在北宋欧阳修的时代，他们心目中的“士大夫”除了是文人外，还应该是能以社会舆论影响时政的群体。这一点很重要。它是唐代“士大夫”所不具备的内涵。

　　下面我们再看看《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又作了怎样的改动。

　　《旧唐书》卷六五《高士廉传》引唐太宗的话，说山东大姓“全无冠盖，犹自云士大夫，婚姻之间，则多邀钱币”；《新唐书》卷九五同传改为“不复冠冕，犹恃旧地以取资”。这里，《新唐书》将《旧唐书》的“士大夫”改成了“旧地”。这也就是说，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在宋人心目中是“旧地”，是“高门”，是“士族”。同样的例子还有《旧唐书》卷八二《李义府传》。《传》中说“太宗命吏部尚书高士廉……等及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修《氏族志》”，又说李“义府耻其家代无名，乃奏改此书……更名为《姓氏录》。由是搢绅士大夫多耻被甄叙”。《新唐书》卷二二三上同传改前者为“高士廉……修《氏族志》”，删去了《旧唐书》中“四方士大夫谙练门阀者”一段话；改后者为“搢绅共嗤靳之”，在《旧唐书》的“搢绅”后面删去了“士大夫”一词。这也说明唐人心目中的“士大夫”是“高门”“士族”⑨，而宋人显然不同意，所以将其删改。

　　按“士大夫”指“高门”或“士族”，是南北朝旧义。《颜氏家训》卷四《涉务第十一》有云：“梁世士大夫，皆尚褒衣博带，大冠高履，出则车舆，入则扶侍……及侯景之乱，肤脆骨柔，不堪行步……坐死仓猝者，往往而然。”⑩ 这里的“士大夫”显然指门阀士族。到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如上所分析的那样，“士大夫”仍然指士族高门。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例：《隋唐嘉话》卷下有云：“代有《山东士大夫类例》三卷，其非士族及假冒者，不见录。”(11) 这里的“士大夫”指“士族”就更明显了。此后随着时代的发展，“士大夫”一词中“士族”的含义越来越淡薄，到宋代，一般就不再用“士大夫”来指称“士族”即“旧地”、“高门”了。

　　同时，在唐代特别是唐前期，“士大夫”一词还没有“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含义。那么此时，指称那些承担舆论评判责任群体的是什么词汇呢？除去前面提到的“士友”、“议者”、“时人”等外，使用更多而且更固定的词汇，我想应该是“士君子”。

　　我们查《旧唐书》，“士君子”出现了23次，几乎与“士大夫”一样多。检查这些“士君子”的用法，发现他们无论有官与否，多是一些有操守、并承担着社会舆论责任的群体。因此我们在《旧唐书》中看到，像“无士君子器”(12)，“无士君子之检操”(13)、“有士君子之风”(14) 这类品评操守的词句时有所见；而像“士君子重之”(15)、“士君子多之”(16)、“士君子是之”(17)、“士君子罪之”(18)、“士君子少之”(19)、“士君子称之”(20)、“士君子惜之”(21) 这类左右社会舆论的词句更是出现频繁。“士君子”的这些操守和在社会上所起的作用，在北宋人看来，都应是“士大夫”的品质和责任。因此《新唐书》中的“士君子”只出现了5次，比起“士大夫”的46次来，就少多了。到《宋史》，“士大夫”如前所述出现了316次，而“士君子”仅出现了12次。

　　由此我们或可以说，唐宋间“士大夫”一词含义也是这个阶级最大的变化有二：一是“士大夫”由“士族”、“旧地”变成了文人官员；二是“士大夫”除文学或礼学修养外，社会对其操守品质，以及评判的、舆论的责任有了进一步要求。这后一点，在北宋的“士大夫”那里能看得很清楚。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个比较以为旁证。

　　唐宋两代皇帝都曾以诏书的形式对臣下进行过训诫，但训诫的内容则小有差别。就唐代而言，尚无以“士大夫”为对象的训诫。皇帝训诫的对象多为内外群官。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东封赦书》说：“朕……思与公卿大夫，上下叶心，聿求至理”(22)，依靠的是“公卿大夫”，也就是官员(23)。唐穆宗在长庆元年(公元821年)颁布《诫励风俗诏》，批评“卿大夫无进思尽忠之诚，多退有后言之谤。士庶人无切磋琢磨之益，多销铄浸润之谗”(24)，更把天下人(除皇帝外)大致分为“卿大夫”和“士庶人”两个阶级。前者是官员，后者是民众。从中看不到“士大夫”阶级的存在。这也就是说，唐朝皇帝关注的仍然只是官员，而不太强调有一类较特别的官员即“士大夫”。此外，唐代皇帝对官员的训诫也以惩罚为主，在诏书中多有“从今已后，有犯必绳，朕不食言，尔无荒怠”(25)、“自今已后，内外官有犯赃贿至解免已上，纵使逢恩获免，并宜勿齿终生”(26) 之类的语言，而很少令其反躬自省。

　　到北宋，情况就有所不同。从诫励的对象看，除百官外，已有直接以“士大夫”为对象者，如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有《诫励士大夫诏》(27)，徽宗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有《训饬士大夫御笔手诏》等。在皇帝的诏书中，“士大夫”常被认为是依靠对象，像“士大夫者，朕之所恃以共理”(28)、“共治者，惟吾士大夫而已”(29) 之类的话就屡见于诏书。而且，诏书对士大夫的批评，很多是操守问题，例如“今吾士大夫，间乃违古人厚重之守，蹈末俗薄恶之为”(30)，“比闻士大夫所为……苟于禄利为有得，则一切不顾义理之是否”(31) 等。对他们的训诫也以求其名实相符、责其修身自省为主。例如要求士大夫“因行察言，缘名责实”(32)，“务敦修于行实，无过事于言华”(33)，“公乃心、窒乃欲……修身励节”(34) 云云。这些批评和要求在唐代皇帝的诏书中是很少有的。

　　由此或可旁证：到宋代，士大夫不仅已是一个明显的阶级、成了皇帝依靠的对象，而且这一阶级除去能文学、是官员外，更重要的是要有操守。“节行”和“廉耻”(35) 是这一阶级成熟亦即有了自己阶级特色的一个重要标志。而这在唐代还是很少看到的。

　　总结一下本文：“士大夫”一词在北朝时期多指门阀士族，至唐初亦然。逐渐地，“士大夫”开始主要指称官员，特别是“熟诗书、明礼律”的官员(36)，但并没有形成一个有固定特色的阶级。社会对他们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要求。他们也不是社会舆论的主要担当者。这时，一般仍认为社会大致由“公卿大夫”和“士庶人”两大阶层构成。“公卿大夫”是官员，其中文人色彩比较浓的逐渐被称为“士大夫”(37)。至于“士庶人”中的“士”则多非官员，其中的佼佼者既有操守，又承担着社会舆论职责，被称为“士君子”。

　　到宋代，“士大夫”不再指门阀士族，甚而成了士族的对立面。宋代的“士大夫”具备了唐代“士君子”所具有的操守和左右舆论的能力，成为一个成熟的有自己固定特质的阶级，是皇帝统治依靠的基本对象。

　　唐宋时代“士大夫”的不同告诉我们，在提到唐代的阶级或阶层时，最好不要泛泛使用“士大夫”一词。因为在唐代，应该还没有形成宋以后意义上的一个“士大夫”阶级或阶层。唐代“士大夫”称谓中包含了许多旧的含义和新的因素，是一个不确定的称呼。(38) 只是到了宋代，我们说这一阶级或阶层才真正形成了。

　　这样，我们就从唐宋间“士大夫”一词的变化看到了唐宋间社会的变化、阶级或阶层的变化，以及风俗和时尚的变化等等。至于“士大夫”一词的具体变化过程，以及当时人在不同时期对这一词汇的不同用法，关系到唐代“士大夫”演变的阶段性，笔者打算在另一篇文章中再作进一步地深入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