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月，刘裕加领兖州刺史。五月，荆、湘、江、豫四州基本平定，朝廷诏刘毅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转都督江东五郡军事、会稽内史。① 至此，东晋的方镇格局分布为: 刘裕都督荆、司等十六州诸军事，徐、兖、青三州刺史，刘毅都督淮南等五郡军事、豫州刺史，何无忌都督浙东五郡诸军事、会稽内史，刘道规督淮北诸军事、并州刺史，魏咏之征虏将军、荆州刺史。经过第二次调整，京口北府集团终于凭借强势的军功将以门第自恃的高门士族和宗室势力排挤出国家方镇之列，形成了以北府集团占绝对优势的方镇格局。

　　综上而言，北府军功将领在国家方镇格局中优势的完全取得，是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形成所具有的重要内容，它所体现出来的“军功”对既有“门第”的军事政治优势，在当时特殊军事政治形势下，切实地通过两次调整来达成。第一次调整中，北府集团虽然凭借强势军功取得对下游方镇的控制，一时却也无法掌控荆州方镇，门第优势仍然具有一定的影响力。第二次调整主要解决的就是门第优势残留问题，刘毅等人平定荆州上游，刘裕借机排挤司马休之，以魏咏之为荆州刺史，这一免一任突出反映出军功的军事政治优势。到这个时候，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凭借军功排斥高门士族势力，军功优势彻底击败门第优势，取得独占性的胜利，以刘裕、刘毅等人为代表的北府军功受益阶层形成。这可以说是东晋末年京口北府集团发展的第一阶段特色。

　　二北府军功受益阶层的形成，它不仅仅在事实和价值层面上确立了以军功的有无来确定社会各个阶层之间政治利益的分享与否，而且在阶层内部也确立了以军功的高低来确定政治地位的高低。这一点突出表现在义熙七年( 411) 之后国家政治军事形势发展上。义熙七年之前，在北府集团内部，刘裕对刘毅等人的军事政治优势并不明显，加上刘毅有意作对，刘裕行事多为掣肘，为了摆脱当前政治困境，刘裕不得不向外寻求政治军事上的突破，北伐南燕和平定卢循之乱正是这个突破口所在。在平定南燕和卢循之乱的过程中，刘裕麾下的将领得到极大的发展机会，军功的建立使得他们有资格跻身国家方镇及重要军郡之列，如刘怀慎、孟怀玉、刘道怜三人进入方镇之例，而刘钟、蒯恩、虞丘进、向弥、刘基、刘遵等人则进入重要军郡之例，在刘裕麾下形成了“国家方镇———重要军郡”这种良好的军事权力梯队构成。

　　徐州、北徐州由于刘毅等人没有参与平定南燕，所以他们失去了在三齐方镇部署上置喙的权利，这使得刘裕独占了对三齐的支配权，趁机拓展自己的势力。义熙七年，并州刺史刘道怜为北徐州刺史，移镇彭城。② 并州侨置于淮南江北间，没有实土。自义熙四年( 408) ，刘道怜接替诸葛长民为并州刺史、义昌太守，戍石头。后转镇山阳，进督淮北诸郡军事、北东海太守，并州刺史、义昌太守如故。至此，刘道怜借北伐南燕之机得以转镇山阳，取得了刺镇北徐州实土的任命。八年( 412) 九月，刘裕诛杀刘毅弟兖州刺史刘藩，即以刘道怜为兖州刺史，镇京口。刘道怜回镇兖州之后，其留下的北徐州之缺，由刘怀慎补替。刘怀慎，刘怀肃弟，刘裕从母兄弟，曾参刘裕镇军军府军事。同年，刘怀慎监北徐州诸军事、北徐州刺史。③ 则北徐州自始即牢固地掌握在刘裕手中。

　　江州江州地处冲要，是兵家必争之地。义熙八年四月，荆州刺史刘道规以疾上表求归。荆州与豫州方镇换防，刘毅为都督荆、宁、秦、雍四州诸军事、荆州刺史，刘道规转都督豫、江二州、扬州之宣城等六郡诸军事、豫州刺史。闰六月，刘道规卒。④ 刘裕以青州刺史诸葛长民接替刘道规为豫州刺史，领淮南太守。① 值得注意的是，就是在刘道规、诸葛长民的交替中，前此因刘毅与刘裕作对而造成的豫、江二州合督布局②合而复分，诸葛长民仅得督豫州及扬州六郡诸军事，不得兼督江州。而刘裕趁机任命自己麾下年轻将领孟怀玉为江州刺史，取得对江州的控制，时在义熙八年。③

　　其他重要郡镇在刘道怜、孟怀玉、刘怀慎三人凭借军功取得北徐、兖、江州等重要方镇的任命的同时，向弥、刘钟、虞丘进、刘遵、沈田子、刘基等人则取得梁国( 寿阳) 、下邳、浔阳、淮南( 姑孰) 、淮陵、秦郡等居处南北军事要冲的重要军郡的授受。而且，这些布置充分体现了刘裕对当前军事政治形势发展可能性的考虑和把握。如义熙八年，诸葛长民虽然接任了刘道规豫州刺史一职，但是向弥却分担了原本为刘道规豫州刺史任内所都督的马头、淮西诸郡军事，并任龙骧将军、镇蛮护军、安丰、汝阴二郡太守、梁国内史，戍寿阳。而刘遵为宣城内史、淮南太守，刘基为秦郡太守，这些军郡格局的布置很明显有防范司马长民的意思，足以在非常时期构成对司马长民的掣肘之势。孟怀玉任江州刺史，史书即称“时荆州刺史司马休之居上流，有异志，故授怀玉此任以防之”，④ 则对江州方镇的布置早已将上游荆州可能的形势发展计算在内。而虞丘进义熙八年除宁蛮护军、浔阳太守，⑤ 刘粹为建威将军、江夏相，⑥ 事实也很快证明，他们成为刘裕征讨刘毅的有效策应势力。

　　义熙七年之后，刘裕阵营军功将领的升迁轨迹，其所显示的以军功的高低来确定军事政治地位高低的原则，也正是北府军功价值导向中的重要内容。

　　相较刘裕、刘毅等人而言，刘怀慎、孟怀玉、刘道怜等人在京口北府集团起事之初，资望浅薄，地位不高，不能与刘裕等人比肩，这一点可以从起事之初朝廷赏军功的高低重轻看出来。义熙二年，朝廷赏匡复之功，刘裕豫章郡公万户，刘毅南平郡公五千户，何无忌安成郡公、檀凭之曲江县公、刘道规华容县公各三千户，孟昶临汝县公、刘藩安陆县公、诸葛长民新淦县公、魏咏之江陵县公各二千五百户，⑦ 刘怀肃东兴县侯千户，⑧ 檀祗西昌县侯千户，⑨ 檀韶巴丘县侯五百户。则诸人所获实封爵食邑户自万户到五百户不等。而孟怀玉( 鄱阳县五等侯) 、刘道怜( 新兴县五等侯) 、向弥( 山阳县五等侯) 、刘钟( 安丘县五等侯) 、虞丘进( 龙川县五等侯) 等人仅得带“五等”字号的虚封爵，蒯恩仅得封“都乡侯”，刘怀慎、刘粹二人爵赏无闻。封赏中封爵的实虚、户邑的多少直接反映受封者军功的多寡高低，而军功的多寡高低又直接决定了个人享有政治地位和利益的高低。则相较而言，孟怀玉、向弥、刘怀慎等人资望浅薄，地位低下可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