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八儿赤的职责

　　蒙古帝国的宫廷中何时开始设有八儿赤，史书中并无明文记载，结合猎豹传入蒙古的时间来推测的话，似在成吉思汗时代。接替成吉思汗的窝阔台汗是位酷爱狩猎之人，他不仅使用猎豹来打猎，还亲自“用牸按豹”，显然对于观赏性很强的豹猎颇为热衷，而《元史》和《世界征服者史》中都提到过他的豢豹人，表明至迟在窝阔台时期，汗庭中已设置了八儿赤。

　　大蒙古国分裂之后，八儿赤作为蒙古帝国的遗产被继承下来。与元朝并立的三大汗国中，伊利汗国设有八儿赤前文中已提及，《史集》还把整顿昔宝赤和八儿赤的不法行为当做合赞汗的一项德政来夸耀。需要指出的是，在经过大力整饬之后，伊利汗国每年上缴的猎豹数量仍达三百头之巨，表明伊利汗所拥有八儿赤的人数要比元朝皇帝多得多。

　　察合台汗国占据的质浑河以东之地也是猎豹的传统产区，蒙古人初起之际，该地区的居民便充当了将豹猎传入草原的媒介。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设置八儿赤的察合台汗是元代初年的八剌，据《史集》称，他在夺取了合剌旭烈之子木八剌沙的汗位之后，曾罗织罪名将木八剌沙贬为自己的八儿赤长。此后，察合台汗国的汗位转入八剌后裔之手，猎豹也常出现于他们向元朝诸帝进贡的贡品名单之中。而在一幅描绘帖木儿宴请明朝使臣的宫廷宴会场景的细密画中，同样出现了一位牵着两头猎豹的侍从之身影，这无疑是察合台汗国旧制之延续。至于术赤系的钦察汗国，也曾有过元廷进贡文豹的记录，钦察汗国很可能亦设有八儿赤的职位。

　　汉地蒙古宗王拥有猎豹的现象也十分常见。致和元年(1328)八月，怀王图帖睦尔(即元文宗)从江陵出发争夺皇位，路经河南时曾亲手将“金铠、御服、宝刀及海东白鹘、文豹”等物赐给拥兵劝进的河南行省左丞相伯颜。此时怀王尚未登基，匆忙北上时所携带的海青、文豹等物应是王府所有，天历之变中的这支小插曲从侧面反映出猎豹在当时已是宗王身份的标志之一。元初“四杰”之一赤老温的裔孙健都班，其在永昌王府的职衔为“领王府怯怜口、奴都赤、八儿赤、昔保赤、哈赤、军民诸色人匠”，表明这支蒙古宗王也在分地内豢养猎豹。另外，《经世大典·鹰房捕猎》中提到“(皇庆)二年(1313)九月，奉圣旨:腹里地面今年田禾灾伤，诸位下毋令昔宝赤、八儿赤前去。”据此来看，怀王及永昌王府并非特例，汉地诸王位下设有八儿赤乃是极普遍的现象。

　　元朝皇帝还常常颁赐猎豹给立有大功的臣下。国王木华黎的后人乃蛮台，因有“安边睦邻之功”，获赐“珠络半臂并海青名鹰、西域文豹”，据称“国制以此为极恩”，是以在元朝后期海青文豹之赏成为了皇帝笼络权臣的工具。由于驯养猎豹非专业人员不可，所以获赐重臣家中也应当拥有八儿赤。

　　关于八儿赤的职能，汉文史料语焉不详，但饲养和训练猎豹为其基本职责自不待言。蒙古统治者为驯养猎豹设有专门的机构，大蒙古国时期，驯豹的“御闲”设在蒙古本部，而当忽必烈确立两都巡幸制之后，豢养猎豹的官署亦随之南迁。至正元年(1341)九月从上都南返的文士周伯琦在途中曾赋诗称:

　　行宫临白海，金碧出微茫。饲豹仍分署，韝鹰亦有房。

　　诗中提到的“白海”就是著名的察罕脑儿，察罕脑儿行宫附近有许多为元朝皇室驯养猎鹰的昔宝赤聚居于此，他们在行宫附近建立一座名叫昔宝赤八剌哈孙的小城。八儿赤的执役性质与昔宝赤相近，在元代公文中也常同时出现，因此很可能被安排居住于同一片地域内，从周诗中将豹署与鹰房并称来看，两者位置应相当接近，即都位于察罕脑儿附近。当然，元代调教猎豹的场所并非只有上都附近的一处，前文中提到的八儿赤布伯称自己是“往懿州教豹子去”，可见辽阳路懿州地区也应设有与驯豹相关的机构。

　　依照元代惯例，怯薛的生产部门每年须向大汗进贡若干产品，诸如哈剌赤上缴马湩，舍里别赤上缴舍里别等等，昔宝赤所属虽非生产部门，仍需依例上交鹰鹘若干。根据《史集》的记载，伊利汗国八儿赤的职责中包括前往各地为伊利汗捕捉野生猎豹，对元朝的八儿赤而言，由于大汗对猎豹需索甚殷，而东亚地区又不出产猎豹，所以他们还肩负有前往海外购豹的使命。在前往西亚、北非等地购豹使团中，他们与商人结伴同行，既负责购买时的鉴别工作，也承担漫长归途中照料豹子的任务。

　　有必要说明的是，购买和豢养猎豹的任务尽管十分辛劳，却只能算作正式工作前的准备活动，八儿赤最重要的职责乃是追随大汗和权贵参加围猎，因此他们与元代两都的皇家狩猎活动有着密切联系。

　　中外史料中都有对上都豹猎活动的描述。马可·波罗曾提到，忽必烈大汗在上都时“有时骑一马，置一豹于鞍后。若见欲捕之兽，则遣豹往取之”，这是元初的情形。顺帝朝宰相许有壬题咏上都土产黄羊时称:

　　草美秋先腯，沙平夜不藏。解縧文豹健，脔炙宰夫忙。

　　此诗描绘了文豹捕猎的场景，画面感极强，显系许氏亲眼目睹之再现，足证上都的豹猎活动一直延续到元末。

　　元代冬季常在大都地面举办大规模围猎活动，有八儿赤参与。据《通制条格》所引官文书称:

　　皇庆元年(1312)十二月十四日，中书省奏:“八儿赤、养豹子的、养皂鹰的、兀里养罕等，‘依着世祖皇帝时分行来的例，将着家小围场者。么道，圣旨、懿旨有来’。文书里照呵，世祖皇帝时分曾无将引家小围场的，不见有将着家小曾围场来。么道，他每言语里这般说有。”奏呵，“口说的言语怎生行?围场呵，索甚要家小扰民有?休教将引家小行者”么道，圣旨了也。

　　从上奏时间来看，八儿赤等人将要参加是冬季围猎，举办地则应当在腹里地区，尤其是大都一带，元代皇家狩猎中屡禁不止的扰民事件多发生于此。仁宗是元代皇帝中少有的能体恤汉地百姓的一位，故及时制止了游猎人户朘削腹里百姓的企图。不过，这伙人援引的世祖旧例恐怕确有其事，所以仁宗仅能够做到禁止他们拖家带口，并不能废除他们参加冬季围猎的特权。

　　受限于文字史料的匮乏，我们对八儿赤在猎场上活动的细节知道得并不多。求助于图像资料是跳出局限的一条可行之道，元人刘贯道的名画《元世祖出猎图》因其直观地反映了忽必烈大汗秋狝的场景历来受研究者的重视。笔者认为，《元世祖出猎图》的题材来自刘贯道亲眼目睹的元世祖从上都返回大都途中的秋猎活动，画面所表现的场景全都建立在现实基础之上，而绘者宫廷画师的身份，使其能够把握住汗室游猎制度中的若干关键点，并反映于画卷之中。

　　引起笔者注意的是画面左下方三人的身份。第一人阔脸长须，身着蓝衣红帽，跨坐于一匹白马之上，右臂擎有一只通体雪白的海东青，为其身上最醒目的物件。白海东青在元代尤为珍贵，元成宗曾表示“是禽(白海青)惟朕及鹰师所鞲”，可见白海青一般为汗室独有，并不赐予臣下，如是则此人昔宝赤的身份呼之欲出。稍下方的第二人身着绿衣，留有婆焦发型，背身坐于黄马上，身后驮有几只猎物，此人右臂亦立有猎禽一只，但体型较小，全身呈淡黄色，应为猎隼，可能是《元史》中提到的怯怜赤。位于全轴最下方的第三人青衣尖帽，体貌带有明显的异域特征，应是西亚或中亚人，其身后有一只猎豹安坐于马背之上，猎豹的颈间系有一道绳索，紧握于前方的猎人手中，结合猎豹这一符号以及其与昔宝赤、怯怜赤出现于同一场景之中来看，此人毫无疑问是一位八儿赤。

　　不难看出，刘贯道为了在有限的画面中尽量真实地反映大汗秋猎的场面，精心挑选了若干有代表性的人物绘入画卷之中，他笔下的每个人物都有其来历，这幅画因此可以视作是元代游猎制度具体而微的呈现。由此我们可以得知，八儿赤在猎场上的职责是带着猎豹参加狩猎，以供王公贵臣观赏。根据张广达先生介绍，猎豹的使用方式有三种，分别是用于狩猎、捕猎和跟踪猎，但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八儿赤亲自将猎豹载于马上，伺机解开绳索，由猎豹来完成致命一击。